中国人的幸福观-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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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在中国有下列三种相关联的理论：1）　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时刻被视为国际主义的运动。2）　因此，社会—经济层面，在革命的开始只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国际运动的联合，使得社会阶段的“跳跃”成为可能（如，省略发展过程中如资本主义等的部分阶段），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革命过程不能允许有丝毫的停顿，而是要不受任何阻碍的直抵最后的阶级秩序。3）　由于这意味着革命的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将不再遥不可及，而最终的革命将是由产业工人发动的革命，因此，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应当是产业工人（而非农民）　。　　　　
　　　　389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对待中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因为斯大林在前两点上与托洛茨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在第三点上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农民都缺乏信心，尽管二人的原因并不相同。斯大林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国民党）身上，而托洛茨基则担心农民取得领导权，将会危及革命的本来性质。但是，斯大林所确信的，国民党会在中国发展的“资产阶级”阶段担任中国革命领袖的角色，会导致两种相当危险的思考：首先是这个国家自身确实所处的状态，其次是国民党在这种背景下确实扮演的角色。另外，它还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灾难的边缘，因为由于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分歧，斯大林下令断绝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合作。逐渐清晰的迹象表明，国民党左派并没有如原先计划的那样，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策略性地超越国民党党内右派，而是恰恰相反，在这一轮斗争中，右派战胜左派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取得了胜利。陈独秀在1927年8月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他受到批评，不仅因为他的“机械论”和缺乏对实际工作必须的领导力，而且因为他对农民所持的怀疑态度。实际上，所有这些立场，都与他所在的派系所持立场相符合（尽管第二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更为相近，而这也可以解释，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为何很快就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与人组建了一个短命的委员会以反对中央）。但是，共产党在1927…1929年之间几乎狂热的行动，以及在蒋介石公开迫害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共产党于1927年4月被迫转为地下活动等等这些，历史证明都不过是一些破坏而已。几乎所有为了证明工农联合而在城市和农村（如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等）发动的起义，都以惨败告终。其结果，是这些起义的策划者（瞿秋白和李立三）被以“暴动”　的罪名宣判。这些失败，几乎完全摧毁了共产党在城市中，包括在工人中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剩下的，仅有中国南方的一小部分苏维埃组织，在十年的时间中，它们由农会最终发展到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毛的时代来临了。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1）

　　　　毛泽东的崛起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相对较晚才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却并不全是因为当时他相对年轻的年龄。与生于1888年的李大钊不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他跟陈独秀（生于1879年）简直可以说相差了整整一代。留学于法国和日本的左派学生日常生计往往相对比较匮乏，而留美的学生在这方面则受到了暗暗的妒忌，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他人，这些留学生倾向于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不足为奇。而与他们战前这一代相比，毛泽东的一代已经从自己国家力量的增长上找到了一些信心。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由一个一文不名的学生成为中国最具领导力的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尽管他也曾提到，曾经一段时间他在思想上受到陈独秀的很大影响，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他与这个亲法教授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巨大不同。他没有任何家学背景，也没有过留学国外的经历（即使在之后，他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受到的教育驳杂多样却并不专业，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业余爱好者。他的教育包括他在普通学校接受的几年教育，但更得益于在1914…1918年之间，他以自己超常的智慧进行的不懈的自学。他的父亲是一个处事谦让的农民，年轻时因为家境的贫寒当过几年兵，也做过贩卖粮食的生意。他的两个弟弟，泽民（1896…1943年）和泽潭（1905…1935年）以及他的妹妹泽红（死于1930年）在早期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他的弟弟、妹妹们不是死于与国民党的战斗，就是被国民党处决。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少时身体瘦弱，他父亲也有计划地训练他，以便让他接管家中的事务。但是，父亲的严厉态度使毛泽东学会了“恨他”，并且为了反对父亲，他们（毛泽东和家中其他成员）“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在被迫在乡间学堂学习阅读儒家经典之后，他偷偷地喜欢上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一类通俗小说，并且成功地劝说父亲，同意他到附近能够学到“西学”的“湘乡学堂”报名上学。当时，他十四岁。在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中间，他是最穷的，他很难在这些同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朋友。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广阔的交游，并且对自然赞叹不己。他和他的同伴几乎裸体地只穿短裤，在暴雨和烈日中奔跑，当地满清政府几乎为了这事拘捕他们。他的同伴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对欢笑的农民说过这样的话具体原文未能找到，此处从英文本转译。——译者注　　：“太阳是力量的源泉，你看，不是它让粮食生长的吗？为什么还要穿那么多衣服？”随后，他写道：“我认为，那时毛泽东是将他的注意力从城里人那里转开……他赞赏中国的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尤其赞赏农民的，是他们的谦恭和忠诚。他说，城里人不是真心地对别人忠诚，而他们的谦恭不是来自本性，他们那么做只是符合社会惯例而已。在某种意义上，他有对学问和学者的赞赏，也有对农民的赞赏。他认为自己将成为一个老师，教育农民。”　　　　　
　　　　390几乎同时，他开始关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这里面，吸引他的中国人物，是传说中的帝王尧和舜、中华帝国的创始人秦始皇，以及将中国拓展至亚洲中心的汉武帝。而吸引他的西方形象，则有俄国的凯瑟琳大帝以及彼得大帝、威灵顿威灵顿，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担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译者注、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和乔治·华盛顿。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从一本名人传记的小书《世界伟大英雄》中读到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伟人……我们要学习他们，并思考如何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在六年有艰苦斗争之后，华盛顿打败了英国人，建立了美国。”在读完这本书后，他如此兴奋地对他的同伴这样讲。　　　　
　　　　1911年，满洲贵族终于结束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就是在同一年，毛泽东十八岁，他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进入更好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革命的洪流中，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孙逸仙的名字，并且很快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参加当时的新运动。在他贴在学校墙壁上的一份宣言——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大字报”的先声，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他提出了自己所构想的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担任总理以及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与其他许多同学一道，他自愿加入了一个造反的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构成，他认为“太缺乏秩序”），但当这次革命运动在半年后几乎接近胜利时，他却又回到了他的书本当中。以前，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限制在梁启超推荐的范围之内，而那段时间他的思想也受到梁启超很深的影响。现在，在这个藏书颇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中，他致力于自学，并且逐渐熟悉了许多的现代作家、科学家。同时，又阅读了亚当·斯密、斯宾塞、达尔文、孟德斯鸠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缪尔等人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在克服了一些贫穷的困难，以及自己对科学的厌恶后，他于1913年被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收，并在五年以后，在那里得到了毕业文凭。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2）

　　　　391这段时期，亦即在1918年，他写到他的“……思想奇怪地混杂了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时，陈独秀与胡适已经替代了康有为与孙逸仙，成为了他的新偶像。如同其他材料也提到的那样，他在这一年动身去北京，参加一个为准备留法的学生组织的预科班，并且以无政府主义为其思想基础。但随后，他便决定继续留在中国（这或许也部分是因为他在学习法语上的困难，而法语是预科班课程的核心内容）。后来，他说他相信：“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的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杨昌济，毛泽东在长沙时的伦理课老师，并在随后不久成为他的岳父，把他推荐给了时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这样，他便能够继续留在北京而不必回到他不喜欢的父母那里——因为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他母亲便过世了，这样他就更不想回家了。就这样，一个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轨迹开始了。因为，尽管这个聪明、积极的年轻学者到达图书馆总是非常匆忙，“……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毛泽东这样酸楚地回忆道。那些最终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已经开始在李大钊周围一些较少科学思想，却更多具有政治诉求的人（当然不是指那些学者）之中开始酝酿了。那些自鸣得意并让毛泽东感到失望的学者中，具有典型性的是傅斯年。二十年后，当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风行一时的时候，傅斯年也因为他对中国生命概念的分析而出名。1919年文学革命时期，作为其中主要人物的傅斯年，对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印象深刻，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认为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并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引起他的注意。　　　　
　　　　392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个短命的学生杂志《湘江评论》。这份杂志由毛泽东主办，但却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文学尝试。早在1917年4月，他就已经以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教育的文章。1919年开始，组织活动逐渐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并使他不断往返于北京、长沙、上海之间。但这样的奔波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1915年开始，他就不断尝试建立学生组织，在1919年4月新民学会的建立，应当是在1918年4月。此处可能是作者有误。——译者注，他在长沙成功举办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成立后，得以建立在湖南省的支部。随后的十年中，毛泽东一直在共产党内占据高层但并非领导的位置，实际性和组织性的工作较意识形态工作也一直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现在看来，最具有决定性的工作，是对农民的组织。这项工作尽管并不是由他最初发起，但相对其他人而言，他对这项工作的推动却是最为积极的。从1915年开始，他将自己的经历从理论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投入了对他的家乡湖南省的考察。而其结果，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25年，农民只占共产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这个数字到1928年就变为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到了1930年，在所有十二万共产党员中，只有两千名产业工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六六。但是，这种面貌上所发生的变化要产生其实际效用，只有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所相信的教条——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受过直接或间接的西方影响，并且曾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失败，并且共产党的追随者只剩下少部分坚定分子时才有可能。甚至莫斯科，现在都还能够如同对待一个濒死的患者那样，改变这个组织的最终自由决定。1927年，中华苏维埃在湖南与江西两省交界之处建立，成了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资源。直到1931年是他们的巩固期，1934…1935年在蒋介石军队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撤离，经过长征，转战至地处西北的陕西省。当然，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这个集体的领导此处，著者所论与现在所知史实存在差异。此处留存作者观点。——译者注。在1935年早期，他同样也成了整个党的领导，因为党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的力量支撑——这已经是大家公认数年的现状了。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3）

　　　　“矛盾”与“实践”　　　　
　　　　393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毛泽东写了他的两篇最为重要的理论文章《实践论》与《矛盾论》（1937年）。第一篇文章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不仅指出要基本处理同主题的问题，如矛盾，同时指出，应当在有利于“行”的前提下，对“内”与“外”的老问题进行再次思考和考察。在中国，这个问题经常是决定幸福何处落脚的基础。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继续了李大钊的足迹（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然而，他或许也并不是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并且也能在他们二者身上寻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诲在中国本土环境中发生的奇妙折射。　　　　
　　　　这个问题的典型，首先是“知”与“行”之间矛盾的调和，或更准确地说，对“行”的强调是更为首要和本质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文章的题目仅限于“实践”就已经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