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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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可预见性的品质贯穿了电视节目的各种类型。不论是在肥皂剧（不管白天的还是晚上黄金时间的）、竞赛节目、当地新闻、体育赛事现场转播中，或者像《预言谋杀》（Murder She Wrote）、《加州法律》、《山街警察》、《艾斯威尔大街》（ST。 Elsewhere）等极富戏剧性的连续剧中，还是在诸如《离婚法庭》（Divorce Court）、《法官》（The Judge）、《真实的忏悔》（True Confessions）以及《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等现实性取向的节目中，都有这种性质。事实上，合理性的这一方面是最频繁地被收视者所提及的。例如有一位观众说到：“我喜欢《佩里·梅森》，是因为它的无法预知的阴谋以及看佩里·梅森是如何把坏蛋一个个揪出来的。这时你不得不一直保持你的注意力，我喜欢那样。”另一位观众说他喜欢看《山街警察》是因为“你不会总能预测到剧中人物将要做什么”。同样的，一位观众说她对“考思比秀”的喜欢是出于“我不知道孩子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一位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经常观看文艺频道的那些极富戏剧性的节目，因为她说：“这些节目都具有不可预见性……我总被置于下面将要发生什么这样的思考中。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你无法猜到事情的结果会如何。”她又进一步把这种不可预见性与网络电视的可预见性作出了比较：“如果是《米斯特拉尔的女儿》（Mistral’s Daughter），我们在开演后的前5分钟就会知道她（女主人公）会死，而且会死的很美丽。”事实表明人们会把他们对合理性地要求与节目的不合理性联系起来，在我与人们一同收看电视并进行观察时，我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当人们对某故事描写的情景和情境感兴趣时，我发现他们对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剧中人物可能会做什么，某一人物的行为会对其它人物产生何等的影响等等很好奇，并会大声喊出自己的预测。这就表明事情比较可信，足以暂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3）
在我对收视活动的访谈和观察中，很明显可以发现合理性的三个方面相互补充，而且有时在许多地方会同时发挥作用，这就加强了某些特别的节目对人们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很有可能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文本并且在整个收视过程中保持对节目的关注。合理性的这几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是否会将其列为他们喜欢的节目。像《山街警察》、《加州法律》、《家庭纽带》、《60分钟》、《危险》和《幸运轮》等节目一次次被我访谈的人们作为最喜爱的影片提及——他们会连续观看或者说尽量地不错过。对于“考思比秀”尤其如此。许多此剧的忠实观众都说，他们认为剧中提供的各种情境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真实的，剧中的人物表达了一系列的人类情感，这些情感看起来非常接近于现实中人们的情感生活，而同样地，现实生活也为剧中社会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不可预见性”的性质。观众不只一次地提到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
研究表明，合理性判断总会出现于人们最喜爱的节目中，而且这类节目总是会被许多人收看。这些事实表明在收视文化中，人们思维自觉参与的这一特别方面可以受到电视节目的主流趋势的影响。人们的合理性判断不能也不应当用来代表他们观看电视节目时所发生的诠释过程，但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特点的人对节目有不同的品味和爱好，然而他们却集中对同一节目作出了合理性的判断。这种事实，正是乔治·吉尔伯纳（1977）在论述关于电视的主流化效应时所致力于揭示的。
虽然这种主流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同一备受喜爱的节目中，它把有关合理性判断的各个不同方面结合起来，然而“合理性”作为一种概念发挥作用的收视文化中，这种主流的影响并不是万能的。当然，当人们收看电视时，这种结合代表了合理性判断起作用时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过程。但在电视的日常使用仪式中还有其它的不太一致的过程。被某些观众认为是合理的节目在其它观众的眼中却是可预知的和程式化的。总的说来，我发现对那些被公认为是合理的节目，不同人的看法也会大相径庭，即使他们使用同一种判断标准。对于某些人来说，合理的节目可以从那些真实性定位的节目如《法官》、《真实的忏悔》到家庭情景剧如“考思比秀”和《家庭纽带》之类的精选家庭情景喜剧，同时也可以包括像《洛克福特档案》、《山街警察》和《西蒙和西蒙》（Simon and Simon）这样的警匪及侦探片。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那些具有真实性取向的节目或者晚间黄金剧场的肥皂剧却不在此列。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黄金剧场的肥皂剧如《达拉斯》和《诺特的着陆》（Knot’s Landing）以及那些较有创意的节目如《加州法律》、《艾尔斯威尔大街》和《山街警察》，才属于合理性节目的范围。或者有些观众认为像《幸运轮》之类的竞赛节目根本不具合理性，甚至有的观众声称他根本看不下去。与之相反，另外一些观众却认为此类节目相当合理。有一位观众说这些节目“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游戏的结果如何，你可以去猜测并试着解决它。
在我访谈的人当中，主流影响在形成合理性判断中起作用这一点从人们达成的对某些特定节目的合理性判断共识中可以看出来，同时，通过对不同节目的选择，这些判断还具有分散性。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肯定的判断会不谋而合，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会产生重大分歧。这种合理性判断的分歧部分起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任何某一时间或任何全部的时间里，当人们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总会有无数的节目供你选择。这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节目，与收视实践活动各种各样的因素相结合，那些被观众认为是合理的节目不论在他们作出此种判断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都是具有不可预见性的，而并非以直线性或前后连贯的方式展开。勿庸置疑，除了收视率以外，关于是否将节目置于第一位置播放这一决策，观众几乎没有任何的直接发言权。就这一点来讲，社团决策无疑是不民主的。这成为主流趋势影响电视体验的商业力量的一个证据。然而同时，人们继续提供他们自己的参照点并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作出合理性判断。与以上提到的主流趋势相对照，在收视文化中，这种合理性判断的分散性构成了个人参与收视文化的多元化的一方面内容。
在许多访谈中，我也注意到在观众描述他们如何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除了把剧中人物、故事及情景与现实世界的参照点作出比较外，许多观众还在不同节目、或电视节目与电影、电视人物与电影角色等之间进行对比，以判断什么才是合理的。一位观众在做了《家庭纽带》与“考思比秀”的对比后觉得后者是合理的，他这样写道：
整个《家庭纽带》的模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对我来说，它就像为迈克·J。福克斯制作的明星工具……以剧中人物的互动性来讲，它显得很虚假。我承认这个节目很滑稽有趣，而且比《三人公司》（Three’s pany）这类节目要稍高一筹——那个节目可以说完全是（电视的）陷阱……它就象蜻蜓点水一般只掠过表面，而“考思比秀”却能发掘更深的东西。
另一位观众清楚地解释了作出合理性判断时这种文本间的比较方法，他是这样来区别不同的家庭情景剧的：
我认为“考思比秀”与《我们的家》（Our House）是不同的，在《我们的家》中，他们抨击的是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强烈的抨击。此剧设计了那些导致家庭破裂的问题并指出如何解决它们，我喜欢那样；然而对于“考思比秀”，我并没有看到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很明显他们在尽力搞笑，你一看就明白是那么一回事了。在如何处理问题这一角度上，“考思比秀”和《我们的家》分属两个极端。《家庭纽带》或许更接近于“考思比秀”的风格，但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折中。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4）
类似的，还有一位观众讨论了她如何把《家庭纽带》和其它她经常看的情景喜剧（包括“考思比秀”、《干杯》、《我的姐姐山姆》（My Sister Sam）、《小公鹿》（Newhart）以及《凯特和艾丽》（Kate and Allie）进行了对比：
《家庭纽带》比较做作，我觉得其它节目剧中人物的关系更加真实，而且风格也很幽默。例如在《家庭纽带》一剧中，父亲总是一个受欺骗的角色，《小公鹿》也有些陷入了这种俗套。在真实的角色及真实生活的人物中有足够的幽默细胞，当你拿过一个角色来甚至就能够模仿它们，我并不觉得这有趣。对我来说，在《家庭纽带》一剧中，如果让父亲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而孩子是保守派，这样剧情将会变得很有趣……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把父亲都设计成是公式性的糊涂人物。那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对《家庭纽带》中出现的情景并不感兴趣，他们还在剧中增加了一个小孩，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小孩说话时口气像大人一般。这或许就是我喜欢“考思比秀”的原因——因为剧中孩子就是孩子。 还有另一位观众的观点与其它观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看电视时“我想看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有趣的是，他在对《加州法律》的陈述中，这种“真实感”居然也建立在文本间比较的基础上。
《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更加精彩。它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剧中所有的人物，他们都那么真实可信，并不太具有通俗剧的风格……，他们没有像《诺特的着陆》那样借助引入外界力量来改变故事的线索。
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文本间比较的标准不能完全取代人们所用的真实生活的标准。被访谈的观众通常会交替使用这两个标准，并用以判定什么才是真实的，从而值得一看的节目。例如一位观众在访谈中使用的电视符号标准几乎与《真实生活的标准》频率相当。在此，他讨论了对于一系列的黄金剧场的节目他是如何判定其合理性的。
我一度非常沉溺于《达拉斯》，但剧中的人们被杀光，又使他们回来，之后又杀光，这与其他那些日间肥皂剧如出一辙。他们所做的就只有这么多，然后又不得不再开始重复所做过的，这太老套了。J。R。这一周出去与一位女士发生一段风流韵事，然后下一周再出去与另一位女士发生一段。这周苏·艾伦（Sue Allen）是个酒鬼，下一周她会变本加厉，并再次使自己一文不名。一周接一周的都是这样，这太过分了。《诺特的着陆》和《加州法律》同时上演，《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要有趣一点……正如《达拉斯》和《迈阿密的罪恶》（Miami Vice）竞争在周五同时上演，我宁愿去看《迈阿密的罪恶》，即使它最终也落入了《达拉斯》的俗套。他们也不断变换人物，但是却伴随着非常糟糕的结局。你知道，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在《斯汀·雷》（Sting Ray）这一剧中，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尽管它集中演斯汀·雷的那个家伙。但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人物出现。《麦克吉威尔》和《空中狼》（Air Wolf）也是如此。
类似地，另一位在利普顿（Lipton）上晚班的观众，交替使用文本之间的比较和“真实”参照体系来描述了她所观看的节目之间的差别：
对于《法官》和《真实的忏悔》要猜它们的结局有些困难，因为……我不知道……看起来仿佛只有听完全过程，你才能明白他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且有时，你知道，他通常会朝着你想像的道路走去。然而《离婚法庭》，当你听完原告和被告的辩护之后，就是那样了，你根本用不着看目击证人，……你就可以猜到……噢，她将会因犯通奸罪而受处罚，而他则犯了虐待罪，所以彼此区分得很清楚。在《法官》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因为每一桩案例都是不同的。但在《离婚法庭》中，总是这样，哦，他是好人，她是坏人，他围着我转，她也围着我转，……千篇一律。观看这种电视并不是一种享受，因为结果你早已知晓了。就像一张唱片听了20次之后再听一会儿你会感到厌倦了。
一位观众对时兴的电视犯罪片《神探亨特》（Hunter）的描述中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标准的结合，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对亨特这一经验丰富且善于巡街的警探的可信性作评论时，将他与电影中的角色做了比较。
我喜欢亨特的做事态度，你知道，他总是使用暴力。他看起来就像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之类的警察，甚至是一个恶棍，但每次你都会看到有种比较人性化的东西闪现出来。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5）
这种由“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判断标准到文本间的比较，正如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影响一样，是电视权力影响人们对收视文化的思维自觉参与的明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形成一种判断，即节目是否或者如何与他们的亲身经历保持相符。但是在以电视和电影所呈现的世界来作出合理性判断时，人们所理解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偏离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换种方式说，人们已逐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溶入到电视（和电影）为他们提供的世界中去了。
当然，影视中的画面和场景是人们直接经历过的；对许多人来讲，这很明显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然而，这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