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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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的“野玫瑰”——王人美晚年时光(图)
“我不懂什么表演艺术,也不喜欢拿腔拿调地说话,装腔作势地表演。我在镜头面前就像日常生活那样去说话、去表演。” 这就是王人美眼中自己的表演风格。她从没专门学过表演艺术,只是用自己的真性情塑造角色。无论是《野玫瑰》中的小凤,《渔光曲》中的小猫,还是《风云儿女》中的阿凤,她都处理得朴实自然。正因为她没有学过表演,所以才没有留下丝毫雕琢的痕迹,让人耳目一新。 三十年代成为王人美演艺事业的黄金时代,《渔光曲》的轰动让她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此后她陆续接拍了《小天使》、《黄海大盗》、《长恨歌》、《壮志凌云》等影片,名噪一时。最初,她很满意自己的演出效果,也为自己看似辉煌的事业而高兴。然而,直到1938年她参加拍摄吴永刚编导的《离恨天》时,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演技竟是这么粗糙。在片中她一人分饰母女两角。两代人的装束自然有很大差别,但是,除这些之外,“银幕上没有杂技班的母女两代,只有化妆不同的王人美。”这让她十分沮丧,也让她恍然大悟——现在观众们对她的形象十分喜欢,是因为她的自然和野性。但是没有深厚的演技做支撑,一成不变早晚会被人厌倦抛弃。在别人看来,她是自然天成的出水芙蓉,可她明白自己还是个门外汉。她深知自己的自然是混沌未开的真实,而不是高超演技的升华。演技的不足也成为她后半生努力弥补的缺憾。 的确,三十年代过后,王人美再也没能为银幕创造出小猫那样经典的人物形象。她努力寻找突破的途径,但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解放之后,她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成为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中的一员。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角色笔记,分析人物性格,设计动作表情等等。这些在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专业技巧,对她后来的电影和舞台角色创作大有裨益。然而,解放后的人美更多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话剧舞台,也许她是在替自己还愿——舞台是她的开始,也应该是她的结束。 1956年底她参加了巴金经典话剧《家》的演出。在剧中,当时已经42岁的王人美扮演了17岁的少女瑞珏。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个严峻挑战,她毕竟已是不惑之年,虽然热情活泼,但如何能演出少女情怀?然而她依然接下了这个颇有难度的角色,并将它视为一个锤炼演技的机会。这之后,她就一直想着瑞珏,从她的出身到她的性格,从她的气质到她的神态。那种久违了的创作激情和愉悦重又降临到她的身上。最终,当她以一个既逆来顺受又充满憧憬的17岁少妇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她获得了成功。这样的成功显然没有二十年前来得容易,也没有二十年前来得轰轰烈烈,但却是她最欣慰的收获。因为这时,她终于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个风光的电影明星,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演员了。这是她半生都梦寐以求的时刻。 演出的成功并没有让她懈怠止步,而是进一步激发了她孜孜以求的学习热情。她知道自己的基础差,就参加了电影学院的师资训练班,当起了旁听生,系统地学习电影理论和表演艺术。这时候,她虽然只能在电影中担任配角,有时甚至是只有一两个镜头的小角色,但她都严肃谨慎地对待。可是,在接下来的那个人心惶惶的十年里,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再没有出现在银幕上。 进入了80年代,王人美仍然舍不得她的舞台,但是1980年的一场突发的脑血栓,让66岁的王人美坐到了轮椅上。后来虽然康复,但她的身体状况却一直令人担忧,果然,在六年后一次外出时,她不慎摔倒,之后昏迷不醒——就这样混沌不知,“睡”了一年之久。 1987年4月12日的凌晨,王人美永远地睡去了。诀别了她多彩的人生和心爱的舞台。只有在沙沙作响的老胶片上,她的欢歌笑语还会一如昨日般爽朗、清脆。 因为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她不会永远都是那个自然野性的小丫头,但银幕上的野猫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电影银幕上的光辉岁月像流星划过,美丽短暂,却足让人目睹最璀璨的绚烂。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何氏照相馆中的风景(图)
她出生的时候,中国电影还在蹒跚学步,那时的老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的摇篮,竟还没有诞生一部有女人参演的电影。然而时隔二十年,当她婀娜娉婷地走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中国电影却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她则见证了这场空前绝后的繁荣。不知道她的横空出世是不是她前世的造化,让她在一个将电影明星视为风尘女子的年代,却能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赢得那么多人的热爱——抑或是她今生的不幸,使她最终因为那昔日的光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7年的冬天,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子跟着与她结婚刚刚一年的丈夫,带着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和她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一大家子紧紧凑成的一团,在庞杂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时隐时现的小集体,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跟身旁家人的紧密关系,以防被强大的人流吞没。在当时,像他们这样一大家子从上海周边逃往上海的难民还有成千上万,使他们趋之若鹜的原因极为简单,刚刚爆发的“八•;一三”事变。他们害怕战火的危及,因此一窝蜂似地投奔来了上海。 他们坚信,在上海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并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但求能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找到一隅的安稳。那时的上海还没有迎来它的“黄金年代”,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它的“孤岛”繁荣,但即便如此,它仍旧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安逸奢华的所在。 女子和她的家人搬进了蒲石路的一间小阁楼,把这里作为他们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家。面对眼前的简陋粗糙,她很满足的,毕竟她只是个来自江阴的乡下姑娘,能在大上海有个安身之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于是,她开始兴高采烈地收拾起她的新家来,仿佛期望着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似的。 然而她并不知道,她一生之中还会搬很多次家,蒲石路的这间阁楼是其中最最简陋的一处,她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住进一幢连水龙头上都有烤瓷的别墅里,她更不会知道自己还将从一幢简易楼的四层阳台上跳下去。 当她收拾好房间、丈夫出去找工作、孩子酣然入梦之后,她才想起好好看看这座城市。但是,从蒲石路的那间岌岌可危的阁楼望出去,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跟她所住的陋室差不多的阁楼和亭子间,它们密密麻麻、鳞次栉比,恍如置身于牢笼之中。她只有将头高高抬起,仰到四十五度角的位置时,才能见到一小片相对开阔疏朗些的天空,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听到那来自繁华大道上的遥远的鼎沸人声。 丈夫曾是个小学教员。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是他的学生。后来,她能够继续成为一名学生,也是因为丈夫的资助。这个地主家的大公子,确实是个善良的人。当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就经常抱着她出去玩儿,给她买家里很少买给她的糖果和小玩艺儿。后来,她长大了,出落成了一个秀丽的少女,于是两人彼此心中流淌的那胜似兄妹的浓浓情意和着江南水乡的柔软,缓缓融到了一起,他们结婚了。 如若不是战火,他们也许会在江阴老家柔软一辈子,养大他们的儿子,一代又一代。然而,像很多被卷进历史的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被历史中的战火改变了,带着故事中颠沛流离的主人公的惶惶神色,他们来到了上海。 走在人头涌动,车水马龙的上海街头,她的感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世界欲望的下水道抑或人性的大染缸把一批又一批初来乍到的朴实的外乡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很适宜在这里居住。改变是必然的,可是她,这个纯朴善良还带着些“蓬勃朝气”的乡下姑娘,会在这里被变成什么样子呢? 丈夫最终找到了一个教员的工作,薪水并不高,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衣食起居。她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为了让生活过得宽裕些,也像几乎所有的上海女人一样,不得不出门找事做。在上海,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一个既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亲戚朋友的老实的外乡人,在上海除去当乞丐外,大概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但是,如若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是不那么容易被饿死的。她很快找到了工作——似乎很轻易地——她当起了照相馆的接待员。 照相馆的何老板是那种很长“生意眼”的人。他一眼看上了这个女店员的娇媚美丽,于是将她像花瓶一样,安置在了接待台,给客人们开小票。果然,从前不温不火的何氏照相馆,突然间生意兴隆起来。很多大老板,阔太太都纷至沓来,让这个小店铺甚至有些应接不暇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些大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来照相,其实是来看她的——他们听说何氏照相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店员——于是纷纷兴趣盎然地来看她的花容月貌,看她的窈窕身材;而那些浓妆艳抹的阔太太也是来看她的,只不过她们是来看她有没有在勾引自己的丈夫。 那时,她还是个叫韦君荦的普通女人,只是因为长得漂亮,人们才会多看她几眼。那些观赏和嫉妒的眼神,显然是居高临下的,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戏弄和鄙夷,其实谁也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但是几年之后,当她成为上官云珠,神采奕奕地站在水银灯下的时候,人们再也不能否认,她生来就是个魅力非凡的女人,不仅有着江南美人的娇柔,更有着上海女人的精明和那股蕴藏在骨子里的霸气。 这份工作不高不低,不贵不贱,所以,一向希望她在家做“贤内助”的丈夫并没有反对。只是,暗地里他很警觉漂亮妻子的一举一动。他比妻子年长许多,知道社会险恶,更何况这里是上海,龙蛇混杂。妻子就像只柔弱娇美的羔羊,容易捕捉。于是,他几乎每天都会绕道去照相馆,站在隐蔽的远处探望妻子。 然而,他的悉心关照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该发生的事情还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着,什么也阻挡不了。 她被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相中,让她在一部电影里出演一个角色。听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小镇姑娘竟会受到一个电影老板的垂青。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会,她有些迟疑了,像只窥见鲜美谷物的鸽子,不知等待自己的是幸运,还是陷阱。可最后,她还是去了。就这样,在转眼之间,一切在这次心血来潮的尝试中改变了。她的演出引起了影坛的注意,但是那时,她还只是作为一个花瓶出场的。丈夫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不仅因为妻子没有告诉他拍电影的事,更因为她对别人的轻信。她丝毫没有觉察到那个大老板的别有用心,险些“落入虎口”。 然而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为她点燃了一个希望——她看到了一个突破现状的机会。这是她在电影棚里领悟到的,强烈的灯光晃得她简直睁不开眼睛,可却使她兴奋。她并非那种急功近利的女人,但是却十分争强好胜,就像上学的时候,她要做学校里一枝独秀的学生一样。那时无论学习还是样貌,她都是头等的。而现在,她已置身上海,对大上海的绝世繁华不可能熟视无睹,于是——做个“上海女人”,做个活得比谁都好的上海女人,就成了她的目标——因为,出类拔萃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 就这样,1940年,她先考进了华光戏剧学校,后来又参加了新华影片公司开设的训练班学习表演。那时,她相当刻苦,每天都会在家中悄悄地温习表演技巧,还看了很多小说,借此提高自己对人物感情的把握能力。 后来,她终于签约,到了“艺华影业公司”,开始勾画自己的生活。 来到“艺华”后的第一部电影叫《玫瑰飘零》。这是那种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粉戏”。当时,像她这样容貌秀丽又出身卑微的女演员,在电影公司看来跟戏子无异,所以只把她们当成挣钱的工具,让她们纷纷出演这样的“粉戏”,在二流电影院里放映。那时,她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只能停留在《国色天香》、《黑衣盗》这样的影片中。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开始,只有先尽可能多地在电影中露面,才能让人们认识她,包括那些觊觎她美貌但能给她机会的电影公司老板。于是,跟所有想要在“粉戏”里出头的女演员一样,为了接到更多的戏,结识更多的人,她也懂得了如何在导演面前表现自己,如何向老板献媚,如何在收工之后,陪那些能够掌握她命运的“大人物”去舞场跳舞,通宵达旦。她始终是相信“事在人为”的。 而此时,她已经将她过去那个拗口的“韦君荦”连名带姓地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有些清幽古韵的姓氏——上官,听起来仿佛比从前多了几分女人的温婉。从那以后,很少再有人知道“韦君荦”,而这个脸上已然带着上海女人的精明世故和风情万种的女子,被后来更多的人熟知,她叫“上官云珠”。 然而,这些都是发生在她搬出蒲石路236弄18号的阁楼以后的事了——她最终再也不能容忍丈夫对她的管束,为了自己的新生活,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从她咿呀学语时就守护在她身边的男人和她还不到两岁的儿子。 这恐怕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失去”亲人,只是并非他们弃她而去,而是她不要他们了。像她后来的数次“失去”一样,每一次她都能这么决绝。 然而尽管如此,她也一定是难过的,这毕竟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故事,在将它斩钉截铁地了结之后,一定会在心里留下一条历久弥深的疮疤,会在某个深夜撕裂般地疼痛。但是,当太阳重新升起来的时候,她又将变成一个现实而刚强的女人。因为,与暂时的疼痛相比,她更情愿用它来换取持久绵长的幸福生活。那种有自尊,有色彩,有荣誉的生活。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爸爸、妈妈和姚姚(图)
妈妈和姚姚
1941年,在她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