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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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等问题，但它们确实是有志于会通中西和沟通新旧的后来者们所应格外警惕并着力戒除的。
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8节 余论（2）
注 释：
（1）（49）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 edited by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NY，1975，pp235…236。
（2）（3）季进《钱钟书与阐释学》，《钱钟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
（5）（6）（7）（8）参见M。H。Aba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pp84…87。
（9）如钱钟书在注解“反者，道之动”一语时，特别标明“以通用术语诠之”，考其所用“通用术语”，则主要是西方术语如“反之反”（de…negation），“否定之否定”（das Negative des Negation）等。（参见《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四零章》）
（10）本章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细读”（“具体的文本解读”）就“阐释循环”问题所作的“个案研究”。
（11）又译“解释学循环”、“释义学循环”。
（12）钱钟书《〈围城〉德译本前言》，《钱钟书散文》。
（13）（14）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1986，P40…42，P27。
（15）参见迈克尔。J。贝希著《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P29…35。
（16）（17）M。H。Aba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p84。
（18）（19）《管锥编》第五册，P146。
（20）（21）（22）《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P54…55，P55，P56。
（23）【美】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吴启之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P212…213。
（24）《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P213。
（25）Umberto Eco（With Richard Rorty；etc。）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64。
（26）因已有中译本（《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中对该段文字的翻译，与原文稍有出入，特重译之。
（27）本段译文在参考陈嘉映等所译《存在与时间》（1987）中的译文及张汝伦的译文的基础上译成。参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235…236。。
（28）《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P184…185。
（29）（30）《存在与时间》P187，P188。
（31）《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P186。
（32）【法】保罗•；利柯《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68…69。
（33）《解释学与人文科学》P69…70。
（34）《存在与时间》P188。
（35）（36）（37）（38）（44）（45）（50）（51）（67）《管锥编•；左传正义•；隐公元年》。
（39）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P638－640。
（40）（41）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P488－490。
（4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序（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3）（68）《管锥编•；老子•；一章》。
（46）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310－311。
（4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P3－6，P22－24，P39－40。
（4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P186－188。
（52）《谈艺录（补订本）》P611。
（53）cf。Umberto Eco “Overinterpretation texts”； Jonathan Culler “In defence of over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by 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 Jonathan Culler； Christine Brooke…rose）；edited by Stefen Coll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54 ）H。P。里克曼《狄尔泰》（殷晓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244。
（55）《朱子语类》卷一之《自论为学功夫》。
（56）（57）（58）（59）（60）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
（61）（62）《管锥编》第五册（增订本）P18…19。
（63）（64） 涂纪亮《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语言哲学卷•；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65）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成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3－4。
（66）《狄尔泰》P169－170。
（69）参见钱钟书《读〈拉奥孔〉》，《七缀集》。
（70）参见《管锥编•；左传正义•；隐公元年》，《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九七》。
（71）《管锥编•；左传正义•；僖公二十二》。
（72）《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
（73）《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六》。
（74）参见《管锥编•；太平广记•；卷二》、《管锥编•；太平广记•；卷二》、《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等。
（75）《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二零》。
（76）（77）（78）《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九七》。
（79）自近代以还，“虚设命题”之弊乃是中国学人在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现象时所存在的通病。如“中国没有史诗”、“中国没有悲剧”、“中国没有体系化诗论”等论调，皆属此列。
（80）陈寅恪《冯友兰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1）人们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也就是把某学者或作家的研究者，等同于其辩护者。其实，尽管研究者在逐步贴近其研究对象时，往往容易滋生比常人更多的同情，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
（82）需要说明的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并不等同于援西释中，但由于物质文明领域的现代化乃至人文领域的现代变革，均导源于西方社会，因此，此处所谓“现代诠释”，一般难以超离中西会通的语境。说得更明确些，所谓“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在很多情况下，即就是以西方“通用术语”诠释中国的传统文艺思想。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29节 文学研究的“体系化”（1）
自葡萄牙人于明正德年间重起中西交通以还，西方“有形”之“物质文明”与“无形”之“思想文明”便开始“逐渐敷布东土”（1 ）。在这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传统学术的格局发生了微妙转变，体现在人文学术的研究模式上，便是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建构，而越来越轻视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的“不成体系”（2），自“五四”以后，此种价值取向已蔚然而成风习（3） 。
究其因，不难看到，随着西方学者的社会/人文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重逻辑关联性和总体相关性的人文研究模式及其相应的重“系统性”的学术著述体例，也同时对中国学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西式的大学教育和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正式移植到中国之后，那种重“系统性”的学术著述体例和重逻辑关联性和总体相关性的人文研究模式（含文学研究形态）便具有了“典范性”的意义。这就不难理解对于钱钟书以传统札记体、诗话体形式写成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何以前有“五四”一代的学者不以为然地评之为“不成体系、失之琐碎”，后有新进学人视之为“不合学术规范”。（4）依此类推，钱钟书师长辈的著述，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也难逃“不成体系”或“不合学术规范”之异议。
那么，重“系统性”的学术论著是否就一定比所谓“不成体系”的学术著述如《管锥编》、《谈艺录》高明？所谓“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学术价值是否就一定高于散见于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 中的“片段思想”？此外，在西学“范式”（5）和不断被强化的“学术规范”的制约下，以“片段性”而非“系统性”为特征的传统文学研究形态——诗话体， 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
通观钱著，可以看到，对构成二元紧张的“片段思想”与“理论系统”的学术价值，钱钟书有着明确认识。他一方面批评了西学东渐以来偏重体系建构的学术取向，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理论系统”的通病，另一方面则对“片段思想”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他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完成的诗话体著作《谈艺录》，又为诗话体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基石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文学研究的“体系化”
按照西方哲学史的经典表述，古希腊哲学在经历了“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之后，进入了“体系化”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古代思想”的代表。他们与前辈学者的显著差异在于其学说的“体系性”。而他们的学说所以具有这种特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关注问题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自觉统一性”。换句话说，这三位大师都分别利用了从各自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以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加工”。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1）“将经验和观察所获得的东西集中起来”；2）“检验、比较”由此获得的“概念”；3）“使迄今为止仍然散见而且孤立的东西成为富有成果的结合和联系”。（6）
通过上述加工过程，“三种不同世界观的典型轮廓”在不到两代的短时间内就被制定出来。它们分别是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体系”，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体系。这三种思想体系或“理论系统”（7）就其思想内涵本身而言，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构造这三种思想体系的以“系统化”处理及注重有机联系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模式，则对西方学术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这种研究模式也借助其所构造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学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研究模式为衡量尺度，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的“不成体系”，便似乎成了必须加以反思的学术痼疾，而传统人文学术的“方法论”改造或转向，则似乎成了势在必行的要务。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钱钟书凝聚才情、学识与心血从事“诗话体”论著《谈艺录》的写作（8），便在客观上具有了某种“方法论”反拨的意味。而他在西方人文研究范式（包括“苏联模式”）（9）业已笼罩了整个中国人文学界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仍然坚持以传统的“札记体”形式完成了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则表明他对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有着高度认同，也表明了他对以“系统化”加工为基本特征的西学范式，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事实上，钱钟书除了在学术实践中延续了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等“片段化”传统人文研究范式（10）之外，对带有明显西化烙印的“系统化”研究模式的弊病及与之相对应的“片段思想”的价值，也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
例如，他在完成于60年代初的《读〈拉奥孔〉》一文中的一段方法论性质的陈辞（11），便颇具代表性，现节引如下：
“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不用说，《乐记》、《诗品》、《文心雕龙》、诗文话、画说以及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一个老实人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