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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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于清华毕业两年后，赴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国文学”，并以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th and Eighteeth Century），获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B。Litt，亦可译副博士（40））。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无疑，钱钟书的英、法文所以说得“流利漂亮”，以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41），与他留学英法、实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三年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在走完了从教会学校到清华外文系到留学英法深造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民国学人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历程后，钱钟书的西学素养已相当丰厚。但他并未就此止步。终其一生，他对西学新知吸收不辍。（42）因此，钱钟书的西学知识不但“渊博”，而且“新鲜”（43），这与他劝人不读近期国人的著作形成（44）鲜明对照。钱钟书在1979年访美时曾向人提起他已读过“法人罗勃•；葛利叶（Alain Robbe Grillet，通译罗布•；格里耶）、德人毕尔（Heinrich Boeil，通译伯尔）的小说，结构派人类学家李维•；史陀斯（通译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文学评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45）笔者再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补列两位钱钟书所关注过的现代西方学人，一位是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一位是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以塞亚•；柏林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近期才在大陆学界引起关注，而钱钟书早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年）中已援引了他在《历史的必然性》一书中的重要观点。（46）而马克斯•；舍勒作为德国古典社会学家，其学术价值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由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而逐渐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但其名著《同情的本质与形式》却在《管锥编》中至少被征引了三次（47），且所引内容均为书中要点。
3、“会通古今中西”的清华学风
上一节曾提到清华外文系的系统培养与钱钟书博通西学并“精通多种外语”的“知识修养”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当年的清华外文系除了注重对“西洋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知识作“完备”的传授外，还有着兼重中西、注重培养“博雅之士”的特点。体现在课程安排上，就是强调应与当时清华“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相辅以行”。（48）对此，吴宓在《外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有具体说明，征引如下：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的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49）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清华外文系有意引导学生以西洋文学为参照“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又有意引导学生“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50），这样的培养方针就决定了其兼重中西的教育模式。明乎此，对于钱钟书“打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意识及其早年的小说创作热情之产生背景与思想渊源，便多了一层了解。
不过，当年清华外文系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的的办学模式，并非孤立的现象，它是和当时整个清华园内“会通古今中西”的学风（51）相呼应的，也是和当年清华大学“当中外学术交通之枢机”的特殊地位（52）相对应的。而从社会大环境着眼，它又是和中西交汇、新旧递嬗之际的时代特征相关联的。
何兆武先生在解释王瑶的“清华学派”之说时，曾将老清华几代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概括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53），他论证说：“以早期有名的四大导师而论”，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由“西学转治（中国）史学”；陈寅恪先生则继之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赵元任先生则是把自然科学有意识地、系统地引入人文科学的“近代开山第一人”。（54）他又举例说：“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中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尤其是当时新旧文学界的畛域之分还很深剧、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两位先生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冯友兰先生教授中国哲学史，但他所承袭和运用的理论建构却是西方的新实在主义……”（55）而雷海宗先生讲“中国史”，其理论体系却是脱胎于斯宾格勒史学理论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先生讲“西洋史”，则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56）他最后指出，钱钟书作为清华学人，亦“寓于这个会通古今中西的行列”。（57）
回顾百年学术史，早期清华大学堪称文史人才辈出，以清华外文系而言，即培养出了钱钟书、李健吾、张骏祥、吴达元、季羡林、李赋宁、许渊冲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家硕学。这显然与尚“会通”的老清华学风以及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的办学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如果试图培养出超越钱钟书的学术人才，就应该回到当年清华外文系的办学模式，并努力营造出“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风气。（58）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11节 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及其反思（1）
1、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
有学者在谈到对《谈艺录》一书的阅读经验时，作过这样一番议论：
“《谈艺录》的读者，至少唐宋明清公认的大诗人都读过一些，《沧浪诗话》、《瓯北诗话》、《随园诗话》等巨型诗话也都涉猎过，如能读过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中世纪、文艺复兴期、近代西洋批评名著更好，否则读起来可能不得要领，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论诗精深之处。”（59）
这番话显然非潜研《谈艺录》（60）并深得个中滋味者所不能道。它从阅读者的视角揭示了《谈艺录》作者兼涉唐以来诗作诗论与西洋历代文学批评名著的广博学识。
其实，纵观钱钟书的多数学术著作，从《谈艺录》、《谈艺录（补订本）》、《宋诗选注》（61）、《七缀集》到钱钟书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无一不显示出其视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修养。甚至阅读钱钟书的小说如《围城》、《灵感》、《猫》以及散文《一个偏见》、《论快乐》、《释文盲》、《谈交友》等，若无一定的中西学素养，对其中某些情节的诙谐处和某些议论的“精深处”，也很难领会。如《围城》中曹元朗为其所谓“新古典主义”诗风作辩解的情节以及董斜川以“陵谷山原”等地理名词来概括唐以后大诗人的情节（62），阅读者若无关于西方“新古典主义”或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常识，便多半非但不能领会这些情节的妙趣，反而会嫌钱钟书“卖弄学问”。又如《释文盲》一文中对清代“朴学”及西方“印象主义”文评不重“审美价值”之“鉴别”的批评（63），阅读者若无相关背景知识，也多半无法意识到其深层的学术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并非仅限于“中西文学兼优”（64），也并非仅对中西方的文学文论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时还对中西方的各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法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等有广泛涉猎（65）。这在《管锥编》这部五卷本的大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书不完全是文学研究性质的著作，而寓有中西文化比较及对中国文化作整体批判之意，其学术视野比早期的《谈艺录》更为宽广，理论抱负也更为宏大，但其治学重心仍在“谈艺”（66）。不难发现，《管锥编》一书主要着眼于从横贯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中抉发“文心”、“诗心”，并有意识地广泛援引包括文学文论在内的西方各人文领域中的“观念”和“材料”作为参证，这无疑是在中西互证这一更高的层次上显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治学风格，也实践了他本人关于各“人文学科”应相互贯通的理念。（67）
具体论之，《管锥编》所评注的十部典籍中，经部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部有《史记会注考证》；子部有《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集部有《楚辞洪兴祖补证》、《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该书所征引的西方文献，就所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史学方面，有塔西陀的《编年史》、吉朋的《罗马帝国兴衰史》、柯林伍德的《历史的的观念》等；哲学方面，有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伦理学（68）方面，有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心理学方面，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释梦》，威廉•；詹姆士（斯）的《心理学原理》等；法学方面，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宗教学方面，有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托的《神圣的观念》等；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
至于文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西塞罗的《论雄辩》，到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蒲伯的《论批评》、雪莱的《为诗一辩》，直至克罗奇的《诗学》、鲍桑葵的《美学史》、弗莱的《批评的解剖》、T。S。艾略特的《批评的批评》、瑞恰慈等的《意义的意义》及韦勒克的《现代批评史》等，几乎整个西方文论史上的名著都在《管锥编》及其它钱著中有所涉及。而文学方面，从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恒（维）吉尔史诗，到莎士比亚戏剧、蒙田随笔、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密尔敦 （弥尔顿）《失乐园》、西（塞）万提斯《堂•；吉珂德》、拜伦《唐璜》、斯威佛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旅行记》），直至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家波德莱尔的诗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部西方文学史上的名篇佳制几乎尽在钱钟书的征引、参印之列。钱钟书尝谓：“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69）诚非虚言。
从以上关于钱钟书西学知识背景的介绍中，显然还可以看出，钱钟书对西学的了解，除了跨越各人文－社会学科界限而外，同时还体现出纵贯古今的特征。其“国学”修养亦然。以《谈艺录》、《管锥编》所显示的“国学”知识背景为例。前者从分析“诗分唐宋”开始，由唐李贺宋黄庭坚历述而下直至清袁枚以及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论述基本范围在宋至清。而后者从论述“易之三名”开始，由《周易》、《毛诗》、《左传》历述而下，直至承《全唐文》而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论述基本范围在先秦至唐。这就意味着，《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论述范围，贯通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这一事实无疑相当明确地反映了钱钟书纵贯古今的“国学”修养。
2、“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上文介绍了钱钟书对中西学的广泛了解，并提到了他对“西方的大经大典”（人文－社科方面）及“宋以后的集部”几乎“无不过目”的情况。这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钱钟书所学如此庞杂，就算他勤勉过人，记忆力过人，他是否真有可能将其所学悉数吸收消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博闻强记”的水准？借用钱钟书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否仅仅是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70）？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不妨先从学理上审视一下“博闻强记”之与学问之道的关系。对此，钱钟书有过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以“记诵广博”也就是“博闻强记”为特征的“多闻之学”不等于真学问，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也绝非“大学问家”。（71）在他看来，“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72）而“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73）按照钱钟书的意思，对一名学者而言，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尚不足以登堂入室，他只有将其所学跟“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也就是在“丰富的数量”而外，添上“个别的性质”，才能被视为真有“学问”，也才能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真正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提到“参考书式的多闻者”时，把它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横通”的提法相比拟。其实，按照章氏本人的记述，“横通”这一说法系由当时的一位学者周兰坡所提出。周氏用它来指称“习闻清言名论”而“根底浅陋”、“胸无智珠”，又喜“道听途说”的“贩书”、“藏书”、“刻书”者之流。（74）章学诚以为“其言奇而确”，因而予以申论，并以之与“通人”这一提法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