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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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看京剧。那都是晚上，偶尔也要到前门外的民主剧场去看。白天我自己也可以去阿甲伯伯的那个楼里面的排练室，看演员们的彩排。
妈妈和寥寥（摄于五十年代）我那会儿最喜欢的是裘盛戎先生唱的《锁五龙》，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
有一次，我妈妈居然就一本正经地和方华阿姨商量，叫我去学戏。方华阿姨说没有问题，还请当时京剧院的顾问名票顾森伯来看看我。他叫我唱一段，我那会儿爱听可是不会唱。他老先生说，没关系的，你唱一支歌也可以。我就唱了一段《马赛曲》。他说，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学戏，不过学戏很苦的啊？我当然说不怕。
方华告诉我妈妈，我可以学铜锤。我妈妈听了就不乐意，原来她希望我学的是小生。那时候我妈妈和我也很喜欢看叶盛兰先生的《罗成叫关》，我爸爸那时最喜欢的是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
总之，后来似乎我妈也不热心了，我爸坚决反对，我去学戏的梦就化为一股青烟了。
没想到，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
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葡萄。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我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在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浚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第四部分第十四章 晚会（1）
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这会儿的人很少开晚会了，因为那种群体娱乐的方式似乎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如今都已经变成了卡拉ＯＫ，变成了三两知己的小型活动，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搞个全民大联欢的春节晚会。
五十年代，八路军进城以后，带来了一个解放区流行的晚会模式。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集体、每个节假日、每次运动都一定有晚会，都有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晚会就逐渐淡出了。如今人们没有那个心气儿了，没那个心境了。
富有中国特色的晚会和其他国家的晚会完全不同，我们刚到海外的时候，经常说：外国人真不会玩儿，他们那晚会算什么啊？没想到现在中国也是一样，你再开那种古老的晚会，很少人会来，就是勉强组织，也没有那种热烈的气氛了。要不怎么说穷欢乐呢？那时候穷，还不准发财，大家就趁机搞些欢乐晚会解闷儿。现在，要么忙着去发财，要么忙着去升官，要么忙着准备这些。没人有工夫了，就没有这种晚会了。
我们大雅宝那时候，大人小孩儿都是晚会迷。
每逢节假日，我们都四处乱窜，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晚会，那里面的节目表演者都是职业演员，他们的节目精彩绝伦。有时候以假乱真，把我都搞糊涂了。像吴雪波伯伯、雷平阿姨等等都是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来的，都是我爸我妈的熟人。姐姐那会儿就在那里的儿童工作队当演员，晚会上她就扮成个公主什么的。因为她奔儿头、窝窝眼，化妆成鬼子容易。我爸当年也在延安那个剧院演出过，他演的就是苏联的名剧《第四十一个》里面的那个“蓝蓝眼睛”的白俄军官。所以，那里是我们晚会的根据地。
中国文联的晚会，又是别具一格。我喜欢去是因为可以见到老舍、赵树理等我最喜欢的幽默作家，还可以看到他们本人表演的节目。虽然在那儿可以见到许多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没这两位的好玩，可不是嘛，小孩就喜欢有趣的东西。
不过，我记得最后的那一次，好容易盼到老舍先生出场，他高高兴兴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好像是在歌颂北京的春天什么的。我本以为他要说段单口相声或者唱段儿鼓词，那才会精彩。听他念这种不像他写的诗，这一直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活儿啊？所以有点失望。他是真心希望和大家一起高兴，不知怎么回事儿，总觉得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儿拧着。
赵树理倒是自己打鼓，老舍先生还唱了段山西梆子，真是土得掉渣，但是非常有味儿。和他写的李有才差不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晚会，也是不错的。你可以看见郁风阿姨在那里翩翩起舞，她在舞场上绝对是个高手，难怪她是郁达夫的侄女。在《东北画报》当过编辑的赵域叔叔，在东北就喜欢我，这会儿他是北京艺术学院的校长，娶了当时最漂亮的油画家邵晶坤。在那时的晚会上，她就相当地打眼，光芒四射，吸引来四面的目光。
而吸引我们孩子的还是去猜灯谜，一来可以练练手，二来可以得到很多奖品。
对我们来说，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我们是每次必到的。那时候，中央美院的学生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岁数，他们的节目虽然不如“青艺”的那么专业，表演者也没有“文联”的名气那么大，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却使你无法忘记。
我忘不了那个晚会上演出的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油画系的学生爸爸和郁风、黄苗子、林风眠（摄于八十年代初）
们自己化装成国外油画名作里的人物，然后用灯光一打，简直就是这些油画放大的立体版本。
当然，俄国画家列宾的《蜻蜓姑娘》一画，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但是他们设计得非常认真。那灯光下的少女，就和原画中一样，阳光从前面给她镀上了一层金光，而且是跳跃的阳光，她在遮阳帽下悄悄地凝视着你。突然，有人在幕后喊叫一个俄国姑娘的名字：卡佳，吃饭了！那个画中少女一下从画框里跳了出来，清脆地回答：别嚷嚷了，我来啦！
大家哄堂大笑，因为那个已经让我们误以为是俄国少女的姑娘，突然来了一句地道的北京口音，笑得我昏天黑地。
真正震撼大家的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张画《伏尔加纤夫》，他们把整个舞台变成了一张巨幅的油画，舞台的四周搭起了油画的豪华画框。这时音乐响起，当然是俄罗斯的伏尔加纤夫曲，在乐声中大幕缓缓升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完全再现了那个感人至深的画面，全场都惊呆了。一直到乐声结束，大幕才倏然落下。静了一下，然后掌声雷动。
现在想起来，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油画全都是俄国巡回画派的，居然没有选西欧的任何一位大师的作品。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们心目中苏联就是天堂，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都是我们的楷模。甚至追溯到历史上，任何东西俄国都是最棒的，所以连文学艺术他们的都是世界顶尖的。
我们这些孩子，哪里知道这些，那时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我们当然不知道，和我们一起看节目的董希文先生、李宗津先生、艾中信先生、吴作人先生等受西欧油画熏陶多年的艺术家们，对俄国艺术突然变成了唯一的高峰心中作何感想。
休息之后，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年年的保留节目：大马戏团。
第四部分第十四章 晚会（2）
忘不了陶瓷科的学生梁任生他们表演的《骑驴射箭》：在悠扬的陕北民歌中，一位身着蓝花布小袄、夹个小包袱皮的典型的陕北妇女骑着毛驴回娘家，当然毛驴也是人扮的。那个妇女射箭，只用一个空弓，箭靶就在舞台中央，那个“神箭手”只需左右开弓，比划一通。在急促的鼓点下，手起弓响，只见箭靶中心已经有支神箭中的。我们乐不可支，当然那些箭都是从靶子后面反穿出来的。射箭的人当然也要使尽浑身解数，什么鹞子翻身、金鸡独立云云，明明是假的，看着还是精彩，看来这个马戏团，不在于功夫，而在于感觉。
我们也不会忘记蔡亮、李鸿仁两个人扮演的小丑，他们俩笑料不断，他们的高难度杂技都是道具在作怪，最后都是自己故意露馅给观众看，博得我们的哄堂大笑。从那时候起，美院学生的制作道具手艺真是日益精湛。
还有一位人们叫他“大象”的学生，我想他大概姓向。他为了这个节目剃了个大秃瓢，上身穿一个白色密门紧扣练家子的小褂，下身是黑色灯笼裤，脚下一双踢死狗的双梁洒鞋，手里举重若轻地忽悠着一个青花大坛子，口中念念有词：
诸位看官，练好了就是张飞蹁马，练不好了就是大花坛！
说时迟，那时快。他挥手一抡，巨型的青花坛子就“嗖”地一声，一飞冲天几乎踫到了美术学院礼堂的天花板。全场一声整齐的惊呼，只见那坛子急急地落下，“大象”轻描淡写地伸手一抄，你瞪眼一看，那坛子已经稳稳地接在手中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坛子原来是他自己用纸浆做的，自己画的青花，最后刷上了清漆，在灯光下就是一个真正的青花瓷坛。
我们院儿里的教授们似乎都比较腼腆，在院子里还偶尔露两手，在美院历年晚会上没见过他们的身影。
只有李苦禅先生因为功夫一直没撂下，老有机会演出。我们这些小孩看的机会就多了，他老人家演金钱豹那会儿，还威风凛凛的呢。到后来，有一次春节除夕晚会压轴的节目是李苦禅先生的京剧《黄鹤楼》，他老人家扮演赵子龙。我记得他过去是唱铜锤的，这会儿怎么来个大靠武生？不过我是个京剧外行，也就是看个热闹吧。
据说那天齐白石老先生也到场观看，我们院儿两个姓李的教授都是他的入门弟子。他喜欢苦禅伯伯的豪气冲天，也喜欢可染伯伯的含蓄内敛。今儿就是来看苦禅伯伯的演出。
好家伙，那天李苦禅先生扎上了全套大靠，白盔白甲，英气逼人。等急急风响起，赵子龙碎步紧捯一圈圈儿的过场，噔不楞噔仓！亮相！他老人家是高底粉靴外加全套重靠，这会儿已经让他七荤八素、上气不接下气了。定相之后，该朗声报名了。
他就用京剧道白喊道：
啊！啊！常，常，常，常……
就没有下文了！
齐老先生第一个哈哈大笑，然后学生、老师以及我们这些孩子们全体前仰后合，有的孩子捂住肚子打滚。苦禅伯伯的戏至少起到了师生同乐的目的，我们皆大欢喜。
那时候许多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是大人孩子一路走回家。虽然已经夜深人静，我们前呼后拥，从校尉营穿过煤渣胡同，在月光下，话语轻轻笑声高。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路上，李可染伯伯还比划着刚才他的师兄苦禅伯伯拉开架子唱得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
啊！啊！常，常，常，常……
走到什坊院胡同口儿的时候，苦禅伯伯正说着：幸亏没演出《武松打虎》，真要演那个戏，就变成老虎吃武松了。哈哈。
等我们这些人回到大雅宝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这会儿也不睡了，因为反正再熬一会儿，就算是守岁了。
前院儿沙贝拿出了“老头呲花”，小宝说咱们都集中到中院儿去放。各家的孩子都捧出来各种节日的花炮，到中院儿去。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最大的“老头呲花”就喷出来灿烂的万点金星。
我们几个孩子从那焰火上窜来窜去，欢笑不断。把买来的各种花炮都放完了之后，就该拿出珍藏的我们自己做的“老头呲花”来放。
黄叔叔半信半疑地也跑来看，这是沙贝、沙雷、小宝、我自己做的。当然还有小生子和明明也志愿帮忙的。我们几个月来天天到城墙根下，用小刀刮下来不少硝，慢慢积少成多。我们还到豁子外的垃圾场捡回来那些废弃的电线杆上的绝缘瓷瓶，敲开那些瓷瓶，里面有硫磺。在沙贝、沙雷哥儿俩的领导下，我们还一起烧了少许木炭。然后，小心地把这些原料研磨成细料，再找来墨水瓶或者墨汁瓶，把这些料灌进去，用胶泥把口封上。
这会儿拿了出来我们紧张得要命，在瓶口的胶泥上捅了一个小洞，从炮仗上拔了一根捻儿塞到那个小洞里。
小宝点着了那个捻儿，啊！我们自制的“老头呲花”一样呲出了金光万道！虽然不如买的呲得那样高，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自己做的更好，我们在这飘动的金黄色幕墙里窜来窜去，好像在出入水帘洞。大伟、小弟、小崽、毛毛、寥寥等这些跟我们跑的小孩子，也都兴奋无比。发现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