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3-跨越雄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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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红三团和红十一团出发诱敌。红三团到达滥板凳时与敌先头部队接触，红十一团也在去鸭溪途中与敌接火。红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敌人。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后，红十一团即进入红花岗阵地固守，红三团也依山构筑工事，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
吴奇伟的两个师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战斗力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然而它孤军突进，立足未稳，正好适合红军打歼灭战。被牵到了遵义城外的敌人，主力向红花岗、老鸦山一线红军阵地展开猛攻，企图一举夺取制高点，歼灭红军，夺回遵义。敌人的炮火极为猛烈，打得阵地上树断枝折，石飞草燃。敌人先向红十一团坚守的红花岗阵地猛攻，实施集团冲锋，均被击退；后又转向坚守老鸦山主峰的红十团，以一个多师的兵力轮番进攻，并出动飞机助战，一度攻占了老鸦山主峰。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命令军委干部团从北向南进攻，红十一团从左侧仰攻，配合红十团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敌人不甘心苦战夺来的主峰得而复失，又一次次地发动冲锋，但总是遗尸阵前，惨败而归。
巩固了老鸦山、红花岗两个阵地，红军便开始反击。下午5时许，红军发起总攻。红十二团、十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红一、三军团同时向敌展开猛攻，锐不可当。吴、王部队“兵败如山倒”，只顾夺路逃命。吴奇伟乘汽车向南逃跑，王家烈向黔西南窜去。
在红军重返黔北的这场大仗中，最精彩的场面要数遵义城外的大追击了。军委要求一、三军团要不顾一切疲劳，乘胜猛追，强调“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的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到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红一、三军团兵分两路向滥板凳和鸭溪方向猛追逃敌。红军指战员高喊着“冲呀！杀呀！猛打猛追呀！不让敌人逃跑一个呀！开展缴枪捉俘虏比赛呀！把敌人追到乌江喝水呀！”的口号，连夜向乌江边穷追不舍，打得敌人毫无招架之力。
我们先来看看王家烈的“双枪兵”的狼狈相。亲身经历过这场追击战的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曾经写下了这样几段生动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吴奇伟的中央军比王家烈的“双枪兵”下场更惨。逃跑途中，吴奇伟深感这次失败不好向薛岳交代，急得痛哭流涕。车到距乌江渡约15公里的刀靶水时，他甚至绝望地说：“好，我就死在这里吧！”吴奇伟被他的参谋和卫士挟着向乌江渡逃跑。逃过乌江后，吴奇伟见红军已迫近江边，害怕红军神速地占领浮桥，南渡乌江继续猛追，便命斩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被急流冲断，正在浮桥上的蒋军官兵，一齐栽入乌江。被丢在乌江北岸的1800余人，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师兵马大部被歼。
3月1日，重返黔北的一次大仗终于胜利结束。从2月11日由扎西挥戈东指以来，18天中，红军牵敌温水，攻克桐梓，再越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充分施展运动战的优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横扫550余公里。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场面壮烈，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仅见。红军以三万之众，一路摧枯拉朽，击溃与歼灭敌二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场大仗，打出了红军的神威，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
红军胜利的捷报立刻传遍全国。蒋介石连连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亲赴重庆“督剿”，狂叫要“雪遵义失败之耻”。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毛泽东将计就计，三渡赤水引敌西进（1）
蒋介石得到红军重占遵义、吴奇伟大败的消息，在南昌行营再也待不下去了。3月2日，也就是红军重占遵义的第二天，蒋介石便带上宋美龄、陈诚和晏道刚等人，急匆匆由南昌飞往重庆。
蒋介石亲自上阵“督剿”，摆出一副要与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架势，以图“雪遵义失败之耻”。他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重庆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正在紧张部署。他在地图上围绕遵义画了一个大圆圈，并据此从东西南北调兵遣将。他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贺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我军北上，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介石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实行碉堡政策的甜头，重新祭起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法宝。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要求“最好每里一碉”，妄想南北夹击，步步推进，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鼓荡平”。
蒋介石看着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坐在太师椅上摸着尖下巴，得意地点头自语；“这回看你朱毛还能插翅而飞吗？前有长江天险，后有乌江阻挡，左右两侧有我追兵，难道朱毛能从石缝中钻过吗？”
中央红军及时得到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还破译了敌方的一些电报密码。从多年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于蒋介石的图谋洞若观火。他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中央军出动，寻机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打开缺口，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发现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唯有西面较为薄弱，于是决定把红九军团部署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红三军团向西行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3月5日，红军各部开始行动，除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钳制敌人外，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到鸭溪附近地域，准备与周浑元部作战。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周纵队第九十六师师长萧致平）谢（周纵队第五师师长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判断“周纵队萧谢两师共七个团明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周纵队万耀煌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石向大黑水前进”；决定6日首先消灭萧谢两师，“以便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蒋介石本来命令周浑元纵队6日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进攻遵义。但5日下午飞机发现红军正向鸭溪西南方向移动。蒋介石得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他判断红军不外有两种企图：一是西进，渡江北上；二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压迫贵阳。他对吴纵队两师被歼心有余悸，怕周浑元重蹈覆辙，因而5日深夜电令周浑元：“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同日，他也命令吴奇伟暂取守势防御。这样，打击周浑元纵队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
于是，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红军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在遵义消灭了他两个师，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有毛泽东灵活战略战术的指导，因此告诫下属，对红军不可轻视；另一方面，他认为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大部队行动及给养供应困难，红军在这一地区内徘徊不前，说明尚未定下前进的大方向。蒋介石认为，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红军大部队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地区打游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蒋介石感到这是消灭红军的绝好时机。3月9日，他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继续向前推进，再次组织对红军的围攻。
就在红军徘徊诱敌，寻找战机的过程中，红军高层领导中发生了一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透过这场争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领略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高超。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万急”电报同毛泽东商量，并表达了他倾向性的意见：二进遵义，野战军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10余天，想打仗了。这份电报也给其他军委委员看了，多数军委委员也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扫清西进道路。
林彪要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刚看过报纸和几份破译的敌方电报，其中都提到了“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关注。这些电报讲到，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匪西窜必经之地”。因此，毛泽东不赞成进攻打鼓新场，认为那个地方红军是万万去不得的。
于是，毛泽东建议立即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张闻天召集了20余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绝大多数人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应该从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左思右想，对这一仗仍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来到周恩来住处，叫周恩来晚一点发命令，还是再想一想。周恩来这时也重新分析了敌情，接受了这个意见。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讨论，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从而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3月11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沣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毛泽东将计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