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宫与28宿-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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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宋微子世家》、《论衡·变虚》。
春秋时代，宋景公在位时，有一年发生“荧惑守心”（据司马迁的意见是公元前480年），景公恐惧，召他的星占学家子韦来询问。子韦告诉景公这是“天罚”，而且灾祸就应在景公身上。不过他又告诉景公，可以移祸于宰相、百姓或年成，景公表示，宰相是辅助自己治国的，移祸于他不祥；如果移祸于百姓，百姓死了自己还当什么君主？移祸于年成，同样是害民，岂是为君之道？景公决定自己来承受“天罚”，一死了之。不料子韦听后立刻拜倒称贺，他说景公拒绝了三种嫁祸于人的方案，是“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将感动上天，转祸为福，火星马上会离开心宿，景公还会增加二十一年的阳寿。
不过，古籍中不少“荧惑守心”的记载是可疑的。据台湾学者的一项研究，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0卷2期（1991）。中国历代正史中共出现“荧惑守心”的记载23次，但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计算，这23次记载中只有6次是真实的，其余皆属虚构。在被定为虚构的“荧惑守心”记载中，包括了宋景公与子韦那场著名对话所谈论的那次，和导致了翟方进自杀的那次，以及前述黄权用魏文帝崩逝以说明正统何在的那一次（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五、“五星聚舍”之类
五大行星在恒星背景上穿行，由于公转周期各不相同，它们之间也可能相互接近。这种接近当然只是视觉中所呈现的景象。古人称之为“合”、“斗”、“犯”、“同舍”等——大致上只是视觉上接近的不同程度。
根据排列组合原理，在五颗行星中任选两颗，共有十种不同的组合。在《开元占经》中，这十种组合的星占学意义，占去了三卷的篇幅，举几条占辞为例：
岁星与荧惑同舍，相去三尺以内，相守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其国有反臣，五谷伤，百姓不安。《开元占经》卷二十引《荆州占》。
主任恣（统治者肆无忌惮），则太白触填星。……太白触填星，发大兵，相残贼（相互残杀）。《开元占经》卷二十二引《春秋纬文耀钩》。
太白与辰星同守昴，不出百日，赵君为人所囚，大臣相戮。《开元占经》卷二十二引《二十八宿山经注》。
这类占法在其他星占学著作中也很常见。
三颗或四颗行星相聚，同样是凶兆为多，这里仅各举一条占辞为例：
岁星与太白、填星同舍：相去三尺以外，国有女丧，有白衣会（指后妃等人的丧事），用兵不战。相去七寸以内，名曰“交芒”，将会与皇后为奸，谋杀其君；相守七日以至四十日，必成刑，期百八十日。国主应以善令，则无咎。《开元占经》卷十九引《荆州占》。
荧惑与岁星、填星、太白会，成勾巳（星占术语，指行星划出一段逆行的轨迹），光不相及（相互接近但光芒尚不相触），主以攻者，不救乱，三王九侯二十一名臣争为主，更相残贼。《开元占经》卷十九引石氏。
上面第一条为三星相聚，第二条为四星相聚。
多星聚会的极端，当然是五大行星同聚于一小片天区内，即古人所说的“五星聚舍”，又称“五星连珠”。这种天象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它的星占学意义也就非常大，被古人视为非同寻常的大事。从传世的星占学文献来分析，“五星聚舍”这一天象可说是“大吉大凶”——说吉者视为大吉，说凶者视为大凶。为此来考察几则占辞：
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易纬坤灵图》。
五纬合，王更纪。《开元占经》卷十九引《诗纬含神雾》。
五星合亢，为五谷，频不成。《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海中占》。
五星斗，天子去。《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春秋纬合诚图》。
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下面这条：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开元占经》卷十九引《海中占》。
这是说“五星聚舍”的天象对有德者而言为大吉，可以得天下；对无德者而言则为大凶，要失天下。所谓“更纪”、“易行”，皆指改朝换代。“易行”更表示旧朝灭亡，新朝代兴，因为这时附会于五行之说的“五德”就要改换了，比如秦朝是“水德”，到汉朝代之而兴，就自居“火德”。
“五星聚舍”天象的大吉大凶之间，关键的一点是改朝换代。这一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以致在许多古籍中，都将历史上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例与“五星聚舍”附会在一起。下面是一些例子：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壩上。《汉书·高祖纪》。
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日、月和五大行星）俱在营室五度。《新唐书·历志三》引《洪范传》。
文王在丰，九州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开元占经》卷十九引《帝王世纪》。
周将伐殷，五星聚房。《宋书·天文志三》。
不过这类记载，大多经不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回推验证。这些记载原是古人附会想像之辞，视之为古代思想史史料则可，有些学者却视之为科学史料，认真推算起来，结果自然是徒耗心力。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81节 中国的彗星星占学（1）
五彗俱出侯称王，
天下大乱，兵起四方，
诸侯同谋人主亡，
除旧布新，扫去凶殃，
更立明君，天下大昌。
——巫咸《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
中国的彗星星占学
一、可怕的彗星
彗星出现在古代西方被视为可怕的大凶之兆，我们已在前面谈到过不少事例。这件事上东西方毫无二致，古代中国人也将彗星出现视为大凶之兆，下面是一段极有代表性的星占学论述：
长星，状如帚（扫帚，民间将彗星称为“扫帚星”）；孛星，圆，状如粉絮，孛孛然。皆逆乱凶孛之气，状虽异，为殃一也。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凡彗孛见，亦为大臣谋反，以家坐罪；破军流血，死人如麻，哭泣之声遍天下；臣杀君，子杀父，妻害夫，小凌长，众暴寡，百姓不安，干戈并兴，四夷来侵。《乙巳占》卷八。
彗星一出，天下大乱，仿佛世界末日。这种观念，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在中国形成，此后牢不可破。
在集中国星占学文献之大成的《开元占经》中，彗星占用去了三卷篇幅，并细分成如下这些类型：
彗星犯日
彗星犯月
彗星犯二十八宿
彗星犯右氏中、外官
彗星犯五星
彗星昼见
彗星本身又被分成各种颜色，其占辞各有不同，但绝大部分都不外兵凶战危、可怖可畏之兆。举若干条为例，皆出自《开元占经》卷八十八至九十：
彗星守日，侯精星也，天下大乱，兵革大起，群臣并谋天子亡。《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石氏。
彗星入月中（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必有破军死将，兵大起，其国以火灾，此三年大饥。《开元占经》卷八十七引《河图纬圣洽符》。
彗星出入太白，长可五六丈，金火之兵大用，大战流血，天下更政。《开元占经》卷八十七引《黄帝占》。
彗星守房、心，天下有丧。一曰：天子亡；一曰：大人忧。《开元占经》卷八十七引《春秋纬演孔图》。
彗入北斗，帝宫空（皇帝出逃）。《开元占经》卷九十引《易纬辨终备》。
正是由于彗星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看来如此可怕，他们才会在漫长的两千年（完全有可能更长，只是尚未发现证据而已）中孜孜不倦地观察和记录着天空出现的彗星。这使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两项惊人的文献——以下两小节依次述之。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
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彗星星占学最早的第一手珍贵文献，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这份帛书由整理者定名为《天文气象杂占》，其中的彗星星占学部分常被单独称为《彗星图》。《彗星图》共绘有29幅彗星图形，每图下皆有一条占辞。这29幅彗星图形被分为19种名目，依次如下：
赤灌（2幅）
白灌（2幅）
天（2幅，一种舞干）
（即“天”）
彗星
蒲彗（2幅）
秆彗（2幅）
帚彗
厉彗
竹彗（2幅）
蒿彗（2幅）
苫彗（3幅，苫即草帘子）
苫彗（，草根）
甚星
星
星
干彗
蚩尤旗
翟星（翟，长尾山鸡）
以上共28幅，另有一幅图、文皆不清，整理者未能释读。上述这些彗星名称中，有的在后世星占学著作中仍被沿用，如“蚩尤旗”。但后来主要是用“彗”、“孛”二字来称呼彗星，有时两字联用。
图35马王堆帛书《彗星图》之一、二。图35马王堆帛书《彗星图》之三、四。
《彗星图》中的29条占辞，都较后世常见的彗星占辞简短，几乎全是兵、丧之类的凶兆，举几条如下：
兵兴，将军死。
邦有反者。
小人啼号。
大将军有死者。
人主有死者。
有内兵，年大熟。
最后一条中的“年大熟”（年成大丰收）是29条占辞中惟一一句吉辞。
三、哈雷彗星的32次回归记录
中国古代从殷商至清末，留下的彗星记录在360次以上，其中著名的哈雷彗星的回归记录竟达32次之多。此事在一些读物中曾经提到，但次数既有出入，情况也语焉不详，更未能交代究竟是哪些年的回归。这里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哈雷彗星32次回归中国记录一览表
序号公历纪年中国纪年1公元前1056年武王伐纣之年2公元前614年周顷王四年3公元前465年周贞定王三年4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七年5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后元二年6公元前86年汉武帝后元二年7公元前11年汉成帝元延元年8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9公元141年汉顺帝永和六年10公元218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11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12公元374年晋武帝宁康二年13公元451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14公元530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15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16公元684年唐武后光宅元年17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18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19公元912年梁太祖乾化二年20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21公元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22公元1145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23公元1222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24公元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25公元1378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26公元1456年明景宗景泰七年27公元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28公元1607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29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30公元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31公元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32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上面的一览表中，从第4次起是连续的，也就是说，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七年）开始，哈雷彗星的每次回归都在中国古籍中留下了记录。中国古代星占学家留下一份如此持久、完备的文献，不能不令人惊叹。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82节 中国的彗星星占学（2）
对于这29次连续记录的可靠性，学者们都无异议。但是对于上表中的前三次记录，有的学者觉得尚不能完全肯定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因为古人也记下了许多别的彗星的出现，而有些彗星是“非周期彗星”——它们沿着抛物线或双曲线的轨道运行，在靠近太阳时峥嵘一现，从此永不回归，那就无法验证古代的有关记录是哪一颗彗星了。对于这三次记录，这里采纳了张钰哲研究的结论，他认为这三次记录都很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回归记录（他对武王伐纣之年那次彗星记录的考证已见本书导论五）。
古代中国星占学家究竟在怎样的情境中留下彗星记录，这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可以看到丰富的史料，下面就是一例，这是一次就彗星出现所作的星占学预言：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死于动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一颗彗星出现在北斗的位置上。这就是上表中序号为2的那次（公元前614年），不少中外学者曾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回归记录。不过古代星占学家当然不会从两千年后的科学研究上着眼，叔服看到的是七年内宋、齐、晋三国君主将死于动乱的凶兆。查检此后七年的历史，叔服的预言竟逐一应验：
彗星出现后三年，宋昭公被宋襄夫人指使的凶手杀害，以便让公子鲍登上国君之位。公子鲍是早已年老的宋襄夫人的年轻情夫，这场祖孙辈之间带有乱伦色彩的恋爱是春秋时代有名的丑闻之一。
五年后，齐懿公被杀。
七年后，晋灵公被赵穿杀死在桃园，这是晋灵公昏庸无道招致的惩罚。
顺便可以在这里谈一下，这类星占预言事后应验的记载，在中国古籍中很常见，《左传》中就有不少。20世纪上半叶疑古浪潮高涨之时，有人将这一点作为“刘歆伪造、篡改《左传》”的证据之一。其实《左传》（以及其他古籍）的作者完全不必伪造，因为星占预言非常之多，只要在著书时注意前后照应，选择那些得到“应验”的预言加以记载即可。《左传》中的星占预言往往应验，并不意味着那时的星占学家没有作过不应验的预言；况且《左传》中也记载着不应验的星占预言，而且也是关于彗星的（参见本节五）。
四、彗星从何而来？
古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回答彗星从何而来的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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