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0-明亮的疤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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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追逐嬉戏是以公安干警破门而入而告结束的。在扫黄行动中被捕的三陪女王某为减少罚款金额主动交代了嫖客李先生。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制止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强奸行为的发生。数月以后李先生被他的哥哥保释出狱。在回家的路上哥哥悄声问起那晚发生的事，李先生说：“我什么也没有干，只不过把衣服给扒光了。”看着双腿残疾的弟弟，哥哥安慰他道：“能把衣服扒光也就不错了。”“什么呀，我是把自己的衣服扒光了。”李先生说。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1）
离婚以后我感到很空虚，恰在此时有一个女孩从大连给我写信。类似的信，一年中我也能收到几封，但这封的确是写得最认真的。她叫施玮，字写得很小，形状细长，在纸上挤作一堆，用的是那种很普通的蓝芯圆珠笔（我想象它被从一只学生用的铅笔盒里拿出来）。信的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写得很长，考虑到字的密集程度，四页从练习簿上撕下来的纸，加上正反两面，估计有五六千字吧。按惯例我没有马上回复，但也没有将这封信随手扔掉。施玮的信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放了近一个月，后来我拿给一些朋友看，他们大加赞赏。他们问我：“怎么没有回信？”在他们的怂恿下我将信又从头看了一遍，然后我给施玮写了一封回信。
我们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竟然进展神速，大约第三个回合后我们已开始互称“亲爱的”。当时我就像着了魔一样。在信中我向对方讲述了自己不幸的婚史，下一封来信中我即得到施玮最真诚的同情。她觉得我太可怜了，应该有权得到真正的爱。对我而言那真正爱情的执行者自然就是施玮，非她莫属。她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是我向她提供了某种神秘的依据：我爷爷正是这一天去世的。我向她坦白了我的个性：多年来一直与环境格格不入，难以和单位的同事们正常相处。施玮随即给我寄来一本叫做《青年之友》的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内向的人怎样克服自卑心理与他人交往的文章。施玮在上面又点又杠，画出许多重点，以便我能参考。此举略微有些让我失望，但不久我就体会出她的好意来了。那时我很想得到一张施玮的照片，这是唯一的一件令人不太放心的事。可我在得到它们（照片）以前已经在考虑我们今后的前途了。
我当然不愿意永远这样地分处两地，忍受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痛苦。我在考虑怎样使施玮到南京来，不是来见面或探望一下，而是从此留下来，留在我的身边，陪伴我。想得也真够远的。我以为调动工作绝对不行，我没有这方面的活动能力，这是其一。其二，施玮是高考落榜生，如果能让她来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不仅对她本人有好处，也更容易说服她的父母。我想她的父母是不能接受女儿调来南京仅仅是为了谈情说爱。何况我们没有结婚，因此绝无调动的理由。来南京读书就另当别论了。
我找到我的朋友张国庆，请他帮忙解决这一问题。张国庆的父母在金陵职业大学工作，现都已离休，他的母亲又被反聘到一个自费班当班主任，我听见风声就找过来了。张国庆答应帮我去打听。需要了解的情况有：学费多少，外地户口行不行，包分配与否，有哪些专业，何时招生，学制几年，什么文凭以及食宿问题。其实，只有前两个问题是关键性的。施玮的学费我可以代付一半，另一半让她的父母出。至于吃住，当然在我这里了（上学的目的正是为此）。专业、文凭、分配等等将从属于我们的主要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天张国庆就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母亲说只要交足四千元钱就可以读，不一定非得是南京户口。我差一点就给施玮报了名。
我和施玮的通信以及恋爱在朋友中一直是公开的，直到我准备让施玮来南京读书也没有谁觉得有何不妥。没有人劝阻我，像当初一样，他们对我仍是积极鼓励。我的身边需要一个女孩作伴，这是他们的一贯想法。况且他们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和一个女人（我的前妻）在一起的，后来我离了婚，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落单了”。我的这帮朋友和我生死与共，唯有在这一问题上无法帮助我，他们无法代替我赢得女人。甚至，我隐隐觉得他们有些小瞧我。也许是因为我老了，又离了婚，他们开始怀疑起我对女人的吸引力来。在施玮这件事情上他们大有抓住不放的意思，就好像那是一根救我于危难之中的稻草。他们暗示我“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一店了”！应该说，我的这帮朋友在当时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真的觉得自己日薄西山、再无指望了。在一幅柔美的夕照图景中我觉得施玮特别的珍贵，于是诗兴大发，给对方写了很多情诗，其中的一首《玩具火车》不妨照录如下：
备受女人残害
我，被一双孩子的手珍惜
搬运我就像搬运她的玩具
我也会行驶、靠站
在地板上，在可爱的轨道上
我看她玩得起劲
跪着，像今年的新枝弹起
爱惜玩具的心情就像
爱惜这个世界
我想她是动物的朋友
如果在羊圈里
她擦亮并照耀我
此刻，窗外平行驶过了那些船
至少，我又可以写诗了，而且写得情真意切，境界高远，朋友们因此受到了感动。他们带着感动的心情再来看我和施玮的通信不免失之偏颇。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总结。
大约在施玮的第八或第九封来信中，应我的一再要求她夹了自己的两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施玮的容貌，她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漂亮。在我的想象中施玮早已定型，允许出入的余地不大。有一次我在给她的信中呼唤道：“我的黑眼圈的小姑娘……”我希望她有那种我想象中的黑眼圈。她在回信中亦没有反驳我说没有，时间一长我就认定她必有那种十分明显的黑眼圈了。拿到她的照片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那至少是另一个人了。
我把照片拿给我的那帮朋友看，张国庆说：“可以啦，可以啦。”他的意思是施玮长得可以，并且我也应该知足了。他们是旁观者，意见值得听取，于是我再次认真地看了那两张照片。一张是黑白的，一张彩照。黑白的那张施玮扛着一把打开的纸伞，姿势有点做作，我明白这是艺术摄影必须的要求。彩色的那张是一个大头像，而且是正面的，照片上笼罩着一派朦胧的红光，仔细研究发现红光是由一些生日蜡烛发出的。施玮在来信中告诉我：这是她十九岁生日时所摄。
由于这两张照片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竟差一点忘了读她的来信。在施玮的来信中有诸多关于照片的说明，其中之一就是建议在我这里建立一本她的个人影集，两张照片之外的更多的照片她会陆续寄达的。她没有作为交换条件索要我的照片，直到后来都是如此。而我，只是在给她的信中用言词描绘了自己的容貌。
自然，长相上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并且在谈论时尽量做了低调处理。由于经验使我多了一个心眼儿，至少在今后见面时不至于让对方因期望过高而失望。施玮只是对我给她写信这件事很在意，她告诉我说她在家里睡懒觉，妈妈喊她起床时会说：“华强来信了！”施玮知道妈妈在骗她，但还是会一跃而起。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2）
那两张照片在我的枕边放了好几天。这次，我没有急着回信。没事的时候我就拿过照片来看，有时连拿都懒得拿，就让它们（照片）平摊在床头。我躺着，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施玮，薄薄的纸片上她有点变形。我甚至还脱下眼镜，用我非常差的裸眼视力盯着她，施玮的五官顿时模糊一团。大约两天之后我逐渐熟悉了这一形象，能将它与施玮的名字以及那些深情感人的来信联系起来了。继而发现无论如何照片上的女孩是相当年轻的，嘴唇丰润，眼白发蓝，自有她的可爱之处。而且，两张照片上的施玮都表情严肃，没有笑容。本来，我应该是喜欢这一点的。我喜欢美丽而忧郁的女孩。我企图说服自己，不怎么奏效，也许只是部分奏效吧。我总觉得施玮的眉宇之间有某种苦愁。当然，我还是希望她继续给我写信的。
这次间隔的时间较长，大约有十天，十天过去后我仍没有收到施玮的信，当然，首先是我没有写信给她。虽说如此我还是在等她来信。第十天晚饭以后我在家里坐不住，骑车去街上乱转。前方就是电讯大楼，我想是否要给施玮打一个电话？最后还是骑过去了。我来到张国庆家敲门，他家也有电话。张国庆问我要不要打一个给施玮？我说：“干嘛要打电话？”显然他看出了我的焦虑，问我是不是因为施玮没有来信？我说：“她没来信，我也没写。”张国庆问：“吵架了？”从张国庆那里告辞出来我骑车去了父母家，陪两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电视，在他们察觉到我的烦躁和开口以前我赶紧离开了。于零点左右回到我自己的住所，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洗脚的时候我不禁嘲笑起自己来：快三十的人了，为了一个小姑娘，这是何苦来呢？而且是等信这种事，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难道我就这么一直受其牵制，每次都弄得自己寝食不安吗？
第二天上午施玮的信就来了，她在我没有回信的情况下再次写信给我，并且没有提及我未能如期复信的事。她就像已经收到了我的回信一样。在那封我并没有写过和发出的信中我似乎还向她求了婚。施玮告诉我：她父母那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使因为我离过婚他们不同意她也不会因此屈服。关键在她的一帮朋友，得让他们通过。也许我总是提到我的那帮朋友，于是她表示自己也并非孤家寡人。就像我和她通信的事在朋友中不是什么秘密一样，她的那帮朋友也同样知道我。
施玮的信再次引起了我的不快。首先，我是一个孤僻的人，不愿意结识任何陌生的群体。其次，她的那帮朋友怎么能和我的朋友相提并论呢？她的那帮朋友都是二十岁左右，而我的朋友中即便是三十多岁的也大有人在（如张国庆），这完全是相互隔绝的两代人呀。假如她的朋友都是女孩，倒也罢了。但据我所知那帮人除施玮之外都是男的。也就是说一帮乳臭未干的小家伙现在要和我那些深沉干练的朋友们分庭抗礼了。尤其是我，居然要接受一帮小孩子的评头论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还好，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我没有只身前往大连被他们团团围住，施玮也没有到南京来，读什么大学自费班。当然，并不是施玮的某句话或某种说法使我失望，而是随信寄来的那些照片。
她没有忘记在我这里建立她的个人影集的约定，一下子寄来了四五张照片。看了这些照片我明白了上次的那两张照片肯定是从她所有的照片中挑拣出来的。不仅如此，在我刚刚适应她的形象之后，施玮又再次换了一副容貌，的确是我始料不及的。简单地说，就是施玮第二次寄来的五张照片上她都戴着眼镜。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戴眼镜吧，所以对眼镜素无好感，甚至深恶痛绝。施玮的眼镜还是老式黑框的那种，在当时已不太流行，可见她戴眼镜的历史也颇为悠久。施玮告诉我她戴眼镜始于小学时代，我算了一下，和我开始戴眼镜的年龄大致相仿，大概十一二岁。这样的比较没有唤起我同病相怜的心情，相反有说不出的尴尬。小时候我也戴她那种眼镜，并且一直戴到现在，可我不想告诉她，也永远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给她写信。
施玮把我们都戴过的这种眼镜称为“墨框眼镜”，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故意的美化，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她的那帮朋友，穿着廉价西服，梳着背头，一个个神气活现地在冒充有权势的人，看上去挺难受的。她置身于这帮人中如鱼得水，而且还要对我作出判决。想到此处我不禁汗如雨下。这一次，无论如何她是暴露得太多了，不仅她的那副眼镜，还有属于她的整个环境，她的朋友或同学，他们置身的那个地方，房屋街道以及树木，无一不透露出一种令我感到荒凉的陌生。我甚至都在挑剔相机的质量和拍摄技术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拙劣。我为自己终有一天看出如许漏洞而感到欣慰。从此以后我又是独自一人了，不再有任何责任和牵挂。回头再看两个月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汗颜呀！所幸的是我已经及时地摆脱出来了。
我给施玮写了最后一封信。而在我的心里和她的关系已先于这封信中断了。我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不禁为自己的冷酷无情而得意。在并非感情冲动的情况下我尽可以把事情办得有理有节。我没有提及她所寄赠的照片给我带来的震动，没有提及黑眼圈和墨框眼镜（此时我已有能力自嘲：原来我要求的黑眼圈就是一副黑眼镜呀）。我只是说：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