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场调整正在到来。
仔细思量，亦无须大惊小乍，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侧重点放到经济问题上，非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传承。
2004年2月下旬，总部设在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行将进京的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搞了个研讨会，中心议题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大佬级人物的出场，是次会议尤为引人注目。
彼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谢幕已逾四个月。期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三中全会的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对恐怕还有更多政经问题需要揣摩和体会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人们猜谜般的解读，在会议大幕开启半年前，就纷纭四起了。
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
2003年11月前夕，随着媒体间歇性点拨的不断升级，日益迫近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成北京最为流行的谈资之一。
8月，即有媒体用“里程碑”来喻示即将到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能具有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并非刻意夸大其辞，因为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地位甚为特殊。溯往可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据新华社报道，此次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义之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接受经济日报社《经济》月刊访问时指出，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好与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将与后者相当。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是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也是一位于政策面及社会均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综观媒体的报道可知，坊间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深信不疑。9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证券问题的一席平常讲话，也被海通证券研究所有关人士理解为“政策信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理由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管理层发表如此明确的观点不会是一种偶然，其意义也不同于日常工作中的想法或者仅仅是针对当前市场行情作出的短期反应，而更可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观察人士称，十六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次“三中全会”，而是因为它将就一个全新的改革局面，作出一些新的指导未来十年走向的方案。
改革局面的变迁，从表达方式的差异上可见一斑。十年前那次三中全会，对于市场经济，中共赋予了一个动词：建立，十年后，这个动词，改成了“完善”。内中深意，不言自喻。
根据中国改革本身的内在逻辑，渐进式改革十年来已经进入了任务艰巨的“攻坚”阶段，香港《大公报》援引北京观察人士的话称，改革之初普遍受益的局面将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局面，一部分改革主体将变成改革对象。
一个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还凸显在失衡的经济社会格局。十年改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正面的乘数效应，也招致负面效应的纷至沓来。东西部发展失衡，贫富比例的失衡，失业和就业的失衡，都预示着城乡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的迫不及待。此外，后WTO时代对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的要求，都呈现出一个迥异于往昔的改革局面。 基于此，部分官方和民间智囊机构的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共领导人回应新局面，以“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的“胆量”，决意“攻坚”。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2）
一场调整正在到来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决策层或选择迎难而上，硬碰硬。
据称，国务院智囊机构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交了一份最新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加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当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改制上市已经提到中央政府议事日程。
虽然国资委的成立是一枚硕大的“改革成果”，但中央一些部门还有一些国有资产并没有完全转归国资委监管。如铁道、邮政等系统管着的1万多亿资产还没有交到国资委，仍然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消息人士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这样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彻底的决断。
“中共领导层着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对记者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结构，作出战略性调整。
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指出，“迎难而上”表达的只是一种勇气和决心，难题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此间观察家会预料，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本世纪前10年乃至20年的经济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原因所在。
当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向世人全面展示未来改革理念和韬略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一场调整正在到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向纵深挺进的改革新局面，必将浮出水面。
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志在“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业已成型。这样的目标暗合了一份官方研究报告的判断：中国目前尚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过程的中期。
凤凰卫视8月中旬援引该官方报告说，解决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确立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通过或修改一系列的市场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法律。酝酿几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尾声，《证券法》的修订也将很快完成，目前最受瞩目的“银行三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监管法》的修改和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消息灵通人士还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提出一项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通过大量新法的计划，包括针对破产和反垄断的法律。他们说，根据该计划，国家将修订许多过时的法律，包括管理公司、证券和银行的法律，使之更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
法律保障正在积极行进当中。当下，一场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变法正在大提速。
事实上，这些变化都符合正常的施政逻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市场化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把解决好市场经济制度的细节，作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董郁玉所说，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已经大体搭建成型、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不会再有比较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解决这一制度在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市场的优势，使国民经济在市场的轨道上运行，并产生良好效益，缓解进而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遗留和产生的问题，应该是此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施政理想。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制度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政制度。此次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那次大会上讲话精神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和发展。由此，也再次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执政党在处理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时的法律应对方式。
虽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并没有透露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内容。观察家还是从业已公布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中，发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端倪。
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对关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民众来说，多少有些“出人意表”。
《了望》周刊日前载文指出，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该文指出，由中央委员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包含着接受中央全会审查工作、听取批评、建议和监督的精神，反映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不同地位、权责及其相互关系。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体现的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舆论认为，改革难度的加大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内民主是这一要求的回应。
今年以来，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举行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深圳市政府内部正酝酿推出立法、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立的改革。
中共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张锦明认为，直选党代表只是整个党代会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
年初，沸沸扬扬的“行政三分”实验在深圳开锣。中纪委研究室李永忠前往调研，与彼时主政深圳市府的于幼军交谈过。李认为，在党政分工还处于逐步酝酿探索阶段，现在推行政府的行政三分将有一定的难度。
据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成为党内外的主流共识，问题是如何从制度上落实党内民主。
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进报告工作议程，显然意在以中央全会的实例，教会各级党委正确处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3）
当谜底揭开
当新发展观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谜底被正式揭开，各路学者专家在不同场合，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上，围绕新发展观，发表过众多大同小异的演说，媒介上的文章和言谈，千篇一律地论证着新发展观和新改革观的相互依存，以及新发展观的合情合理。
若要证明新发展观的伟大正确，就要否定传统发展观的错误。论说新发展观，是从反思过去起步的。综观反思者长篇累牍的文章，大略不离三层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
人定胜天，是我这样的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小学期间受到的哲学教育。虽然1998年长江流域百年未见的洪灾，2000年以来北京春天地动山摇的沙尘暴，已经让我们感悟到填湖造田砍伐森林等等征服自然的罪过。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信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物质财富的增长才是发展的动力。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此交纳了高昂的“学费”，可他们仍旧从世界经济史上寻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过去的25年，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最大的时期。它招致的结果是：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
过去，我们的社会在阶层分化中，积累了诸多影响稳定和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我们不再奢求，但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反思过去，目的不是控诉，而是为了说明现在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那段日子，新发展观的科学性充斥了所有的舆论平台，诸多平庸而冗长的声像文字随处可见可闻，尽管核心只是一句话：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比较而言，国家发改委范恒山等人在“海南”的这次研讨，起码在论说的逻辑上，让人觉得更新颖更深刻一些。
身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的范恒山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之不易，它是历经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实践，用很高昂的成本换来的，是关于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范认为，新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很顺理成章的。逻辑上很简单：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论证“以人为本”改革观和发展观的关系，兼政府官员身份的范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这一点。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来推进发展，同时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能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具基础性，也更有针对性。这就要求， 改革措施的制定与选择要立足于关怀人。换句话说，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
赵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指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当有一系列突破。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其滔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