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四总统合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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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作战，1928年在与日寇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 （2）吕运亨渡日事件 1919年下半年，日本的拓植长官古贺廉造想改变一下对韩政策，制定了与上海临时政府接触的计划。他们选定的接触人物是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吕运亨。吕运亨竟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在张德秀等人陪同下去了日本。 吕运亨在东京会见了古贺等人，就韩国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此行的最大成果，大概要算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11月27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向各国记者团的五十多位记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正气凛然地主张实现韩国的独立。这一事实经记者们报道出去后，日本朝野无不震惊。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只好把吕运亨等送回上海，而日本议会则对内阁进行了弹劾。 临时政府在谴责吕运亨的渡日是一种背叛行为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则对其发表演说的外交效果加以肯定，作出的结论是：吕运亨的行动并不违反独立运动的精神。 1929年，吕运亨被英警引渡给日本，押回韩国国内判处3年徒刑，直到1933年出狱。 由于左派与右派的要人们无所作为，中派的民族主义者金九就无愧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顶梁柱，他对临时政府的忠诚始终不渝，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其影响大放异彩。 金九号白凡，自传体著作名为《白凡逸志》，小时候名叫昌岩，长大后的学名为昌洙。他于1876年出生于黄海道碧城郡壮谷面的基洞，是位于海州西侧80里外的偏僻山区。在李朝初期，他家曾是两班门第，但传至11代时罹祸而成了平民。 金九之所以以白凡为号，是因为有感于在李朝时代，贱民阶级既缺乏国家意识，更缺乏独立精神，“虽然自己也是白丁般卑贱的凡夫俗子，但为了国家，非得把他们的意识水准提高到自己的程度不可”，这样痛下决心的结果，是他虽然从小到老受尽坎坷，其斗争经历既曲折又艰辛，但他叙述起来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以自豪。白凡讲话丝毫不矫揉造作，深入浅出而又十分洒脱。他的讲述不以雄辩取胜，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以其亲切的口吻及其高尚的人品，像磁石般吸引着人们。 白凡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国长袍，永远以十分欣悦的表情微笑着，他在三四岁时曾患过天花，以致其脸庞微黑而有麻子，他因为身材魁梧又显得威严，一对三角形的小眼睛炯炯有神。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
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 1921年，列强的裁军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临时政府派李承晚为首席代表、徐载弼为代表到华盛顿活动，为争取各国对韩国独立的承认作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修斯得到参议员波拉的建议后，决定在1921年召集太平洋地区的列强讨论裁军问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日本等国的代表们于1921年11月12日聚集于华盛顿。李承晚认为抓住这个机会，可使流亡的爱国分子重整旗鼓，使独立运动引起国际的关注，李承晚深信只有韩国恢复独立，东方才会得到永久和平的保证，因为韩国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一个“缓冲区”。他充满着乐观与信心，以为人间的事情终可以靠理性解决一切，他抱着极高的希望，以为他的理想在列强代表前肯定会被重视。 1921年5月28日，他与临时政府的阁员及国民议会开了一连串的临别会议后，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获得了和谐一致的意见，于是，李承晚立即搭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离开上海，在马尼拉逗留了11天，之后他搭上“格兰尼特号”轮船，开始横渡太平洋的漫长航程，这种航程是他一向喜欢的，认为是休息几星期的好方法。 6月29日，李承晚抵檀香山，韩人的欢迎会盛大而热烈。8月底，他抵达华盛顿，作裁军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 令李承晚深受刺激的是，韩国代表始终未获得机会在列强的裁军会议上发言，所以也无从提出他们的要求。李承晚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列强们讽刺似地接受弱肉强食的政治遗传规则，完全违反他们平时所公布的崇高理想。 韩国1919年的独立宣言歌颂的“公正的新时代”，就这样被便宜地牺牲了，使李承晚沮丧的是，他与所有人谈过话后，都发觉他们只知道日本需要更大的资源去养活他们日益增加的人口。他分辩说，韩国人也有需要，至少他们有权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维持合理的生活，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耸肩而已。强者取其所需，弱者活该受罪，这不仅是1921年的观念，而且是人类五千年来未能摆脱的习惯，这样的种子发展成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断遭受的痛苦，李承晚明晰地看到旧的错误继续存在着，人类必须一再付出血泪的代价。 李承晚常常觉得西方世界承认弱肉强食的古怪逻辑，既令人恼怒又令人困惑。他说，若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势力成为强国后，就认为它有特权，弱小国家必须遵守另一套规则，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战争而且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李承晚承认，在国际间矛盾重重的困难情形下，空洞的正义恐怕的确不可能达到，但是他赞成杰斐逊的理论，国家主权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由这个思想他得到一个结论，即日本占有韩国，并非为了本身的生存，而是为了要扩充军备并对亚洲邻邦与西方列强进行侵略，所以西方强国必须承认而且支持韩国的独立，作为防止日本侵犯的最有效的方法。 任何国家，只要它在人民的心中印下不可磨灭的理想，那么无论在过去或未来，它都不可能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除非它在外交方面得到世界各国法律上的承认，取得国际上的独立主权与平等地位，否则，无论其人民如何流血受难，亦终难得到生存的保障。 1919年的独立示威，已预示韩国必将在近乎绝望的境地中会有复兴的一天，临时政府的组成，不论在物质上是怎样脆弱，它给予了韩国人民忠心报国最主要的鼓舞力量。只要临时政府存在一天，这一点火花不灭，终有一天会燃成熊熊的火焰。李承晚的工作就是保持那点火花不灭，使日本的暴力或西方国家的冷漠都不能窒息它。 李承晚是个流亡政府的总统，他们缺乏一切，但是他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的政府连举债的能力都没有，官员们没有薪俸，办事员既没有训练也不听指挥。身为首长，李承晚有许多责任，然而既无实权，亦无资源。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有少数朋友予以支持协助。他尽一切可以获得的力量，来实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使一个已经死亡的国家从灰烬中复活，使人民获得自治政府中的生存权利，这是在被奴役中的同胞们无声的信仰与要求。 他被宣布为临时政府总统之后，即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名为韩国委员会，他原想命名为韩国大使馆，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没有国际的支持与承认。假如坚持命名为大使馆，他与同伴们将不断地受到压力，不能做真正建设性的工作，采用委员会的笼统名词，他们可以要求别人也有不可否认的权利，为韩国的自由独立服务。 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活跃，直至华盛顿裁军会议闭幕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列强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太平洋伸张的危险，对韩国人民的要求又置之不理，但是李承晚使委员会不断地紧张工作，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在其成立初期开展了相当活跃的活动，而后来却渐渐经受不住考验，独立运动人士东零西散，连组阁也成了难题。此中的原因，首先是日寇的破坏；其次是在财政上遇到巨大的困难。 起初，临时政府募集了一些资金，到了1921年底，由于国内的联络网被日寇破坏，这一财源处于隔绝状态。临时政府也曾在北美和夏威夷募集公债，但很不顺利。 1925年3月，在上海发生了弹劾李承晚总统的事件。紧接着，从美洲来的资助断绝。弹劾的理由是，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而后便长期住在美国，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于是，临时政府的议政员于1925年3月正式通过对他的弹劾案。 临时政府既无人又无钱，李承晚总统被弹劾后，朴殷植被推举为代理总统，后来总统制干脆改成国务领制。李相龙被委任为第一任国务领，从东北到上海赴任，他一再物色阁员却无人出任，愤而拂袖而去。洪震接着受任组阁，从镇江赶到上海，也因组阁不成而离任，有一个时期，临时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成了议政院的一大难题。 独立运动人士为何一下子显得这么少了呢？首先，由于临时政府的军务次长金熙善、独立新闻社社长李光洙和议政院副议长郑仁等变节投降，回到了国内。其次，因为国内各道、郡、面的联通制被日寇发觉，许多同志被捕。再其次，则是许多独立运动人士为生活所迫，各奔东西找赚钱糊口的门路去了。 就在这时，经过临时政府国民议会的李东宁劝说而出任国务主席的是金九，金九与李东宁一起日夜讨论如何打开这一艰难的局面，最后决定引发一些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使各国知道韩国临时政府的存在，使韩国人士重新焕发从事独立运动的激情。于是，便有了李奉昌义士和尹奉吉义士的举事。当时，在对日斗争方面，临时政府最重视的是外交活动、军事活动和恐怖活动，在金九的安排下，1932年1月发生了李奉昌义士刺杀日本天皇的事件，4月又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 李承晚一贯的见解，就是认为应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寻求外交上的支持，然而在中国流亡的同僚，则坚决主张采取革命的行动，他们正处于对日抗战的环境里，自然力求进行破坏工作。他们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许多友谊的保证，如政治庇护和金钱与武器的供给等，凡此种种当然与李承晚的政策背道而驰。对于这些事，他很感懊丧，但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形，他也完全了解。无论如何，韩国人民深受日本之害，不反抗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的痛苦太深了。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同僚们一直保持着基本上的一致，虽然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但是在情形许可下，他们尽量讨论不同的意见，不论对方是否同意，都能彼此尊重而且彼此了解。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
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 从1895年闵妃被杀害的“乙未事变”开始，韩国义兵起义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当时柳麟锡、李昭应等义兵队伍进行反日斗争，各地义兵处决了投靠日本的23名观察使和郡守。 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韩国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共同谴责和反对卖国条约，全国的反日义兵斗争风起云涌，这时全国义兵斗争扩大到全国各道240个郡和中韩、中苏边境地带，相继涌现出崔益铉、柳麟锡、许为、李康年、李麟荣、洪范图等著名将领。仅1907年至1909年间，义兵就进行2672次战斗，参战人数十三万八千六百余名，大量消灭日军及亲日走狗。 中国东北地区是韩国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场所，韩国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独立军武装斗争在东北地区十分活跃。20年代前后，东北地区有七十多支独立军部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军、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李相龙的西路军政署军。后来，又通过组织韩国独立党而建立了韩国独立军，通过组织朝鲜革命党而建立了朝鲜革命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独立军进入韩国境内袭击日军980次，在中国东北与日军交战132次，洪范图、李相龙、金佐镇三部统合编成的大韩独立军团兵力达3500名。 “三·一”运动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面与这些武装斗争团体取得联系，一面努力争取统率他们。1919年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同时设立了军务部，曾经尽力想把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独立军部队置于其统辖之下，但是未能如愿，它不具有统帅各支独立军的功能，只能为独立军做点联络工作，与独立军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相比，可谓有名无实。 临时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想由军务部统帅和壮大所有的反日武装部队，甚至想把军务部迁到满洲，就地整饬独立军的体制，也想依靠旅居于中国的韩国同胞新建一支独立军，直到1924年，临时政府设立“陆军驻满参议府”，有些独立军部队接受了临时政府的管辖。但它仍未能把所有的独立运动力量都置于它的统率之下，因为东北距上海很远，而这些独立军里又有许多对临时政府不满的反对派。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韩国的统治有所加强之后，其野蛮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便正式开始了，1931年9月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1月发动的上海事变，便是其第一个步骤。但这也使韩国的独立运动开始看到了曙光，因为日本出于其野心，必会与中国、苏联和美国引发战争，那时韩国争取独立的事业必然会迅速发展。 临时政府为捕捉住这种机会表明自己的存在，断然采取措施，金九与李东宁设想了暗杀活动，以便使国内外人士焕发出从事独立运动的斗志。1932年1月，派义士李奉昌在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日本天皇，1932年4月，又派义士尹奉吉向正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上海事变胜利的日寇侵略罪魁投弹，炸死炸伤了驻上海日军的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 虹口公园的这一义举，由尹奉吉一人成事，所取得的最大效果，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1931年5月到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阴险地离间中韩两大民族的关系，中国朝野对韩国人的感情也确曾恶化。而由于这一虹口事件，中国朝野改变了态度，转而积极支援韩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不仅保护韩国临时政府的要人们，而且开始给予临时政府以财政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