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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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弄得到，卖货的小贩时而来时而不来，也没有定规。有时候，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在城里，夜间行路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灯笼，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在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会大，因为买东西不方便。例如，有的地方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用的木料；一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卖掉；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去。如果一个人没经验，硬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他根本就买不到，他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在谈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方便的。
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市场上没有，他买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掌，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一个柄，整把斧头所花的钱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还贵得多！
在中国，最不方便的事是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在北京，如果要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由此会产生更多需要治理的问题。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一个既令他兴趣而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旅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一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完全一样；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撤回他在北京时的看法，那也并不奇怪。
要说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肯定有点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私营的邮局当然有，它们也经营传递信件和包裹的业务，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小得可怜。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面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心时，已经谈过。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路，窄得两辆车子不能对开。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只允许车子上午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行驶！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一一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一一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如何出门的人叫做傻瓜，而在中国，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活动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就算是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我们听说，中国有一个很有实力的要塞，配备有精良的武器和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但每逢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占区受到追逐的外国旅游者，或许一场阵雨就能使他们受到最好的保护。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5分钟内就能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橡皮子弹也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像猫一样抱以反感。无论是从怎样的意义上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关于中国人的钱，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漠视精确”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说是一百钱，但不是100个铜钱；说是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20个可抵40个；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5oo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250个，甚至更少；当然，各地还会有所变化。在钱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钱的短少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掺假行为。这又使得衙门里的下属有机可乘，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人们需要纯真的钱，因而其价值立即上升。一旦市面上纯真的钱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不纯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不纯的钱取代了较纯的钱，从而形成了不断起作用且不可克服的规律。钱的状况越来越糟，以致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通常用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是付给假钱。而至于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无脏不成钱。500钱或l000钱（名义上的）的钱串子很容易断，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1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麻烦了。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难免受骗。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还是不少，因为一个地区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会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的贪心鬼就所兑付的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人生意照做；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是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对之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外国旅行者在经过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伸直地躺在地上，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柱子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45
，好像脖子要脱臼似的。令我们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会挣扎而弄破脖子，反而心甘情愿听任摆布。没有一头外国驴会这样。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却经常断言，中国人不文明。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其所谓的文明与舒适是缺乏哲学依据的。中国现在的状况比起3个世纪前的状况无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米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没有必要去说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更加精彩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我们如果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就会提出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这样的问题。时代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但只要出现新情况，这些标准也将必然要改变。这些标准肯定会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相同，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中国人极富生存能力，这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其本身也值得思考。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康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明摆着，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就人口的相对密度与绝对密度而言，中国最类似于印度。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人，除了那些影响不大的民族之外，几乎是统一的。在这个辽阔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一般也能轻易地找到能够被接受的原因。令人胆战心惊的太平天国暴动，随后较小的回族暴动以及1877一1878年遍及5省的空前饥荒，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大概有好几百万。我们看到，在中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能得到很快的修复，这是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投奔他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来得强大。我们相信，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农业丰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那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这种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在中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孩子，他们像查尔斯·兰姆在给好吹嘘的母亲泼冷水时所说的，“挤满了所有死胡同”。这么多的孩子靠什么为他们提供吃穿，这是中国社会永远解不开的谜；但必须记住的是，许多孩子并没有基本的“吃穿”；换言之，极度的贫穷显然不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的减少。
要制止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方法是采用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一类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中国人的繁衍能力之强，现有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作最低的估计，中国现有的人口数也已达到约两亿五千万。这个数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的速度：，我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只能靠宠统的不精确的方法得出结论，然而幸运的是，这种结论几乎不可能错。中国人结婚很早；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其次才是爱惜钱财。
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法国的人口状况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最近，其居民的绝对数呈下降趋势。这个事实引起了这个国家对未来的严重担忧。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并没有任何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衰退的迹象。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教导人类“在尘世间休养生息，落土为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指令“已经为人类所遵从，并且只有这一上帝的指令为人类所遵从”。这在中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正确。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幅员辽阔，几乎拥有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无论是亚热带地区、近北极地区，还是这两个地区之间，中国人看上去都十分兴旺。若有所差别，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本身的特征和该地区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各地人民适应环境的能力有任何内在的差异，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人，他们移居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从来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很快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适应得又快又好，并且比当地人更刻苦、更节俭，加之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寻常，以致于其他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中国人滚出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大规模地整体移居国外，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态安宁来说，当然是最大的幸运。如果今天亚洲大陆的东部像中世纪的中亚那样，都是一些不可征服且极力把自己的能量朝向其他地区的人，那么我们很难想像我们每个人以及适者生存的教条将来会变成怎么样。
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最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中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