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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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因为不忍心看着他饿死。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慧的男孩，经过考虑，想去读书，即使他没机会入学堂，这也非常合乎清理。可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这些人曾经年累月待在学堂里，他们似乎认为：“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
见人落水，竟袖手旁观，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此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岸上挤满了观望的中国人，但没人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最后，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很多都被抢劫一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了，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不久前，英国也曾发生沉船事件，但没有出现不营救的现象，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比较来看。1892年秋天，英国一艘庞大的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中国人对灾难麻木不仁，这是个普遍的事实，尤其离家在外，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中国旅行，人们普遍发现，沿途的人对陌生人缺乏友善与帮助。夏天遇到暴雨，无法继续旅行时，需要前进的人会发现，这时天公和人在合伙捉弄他。即使你走的路通向泥潭，也没人会提醒你。你走入泥潭，与附近修路的人无关。我们说过，中国人不重视公路建设。所有的路在任何时候都布满了深坑，旅行者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这时，周围立刻会聚满看热闹的人，他们都像一句成语所说的：“袖手旁观”。直到答应给钱，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站出来，帮你一把。不仅如此，当地的居民还经常故意在难走的地方挖一个深坑，这样，陷进去的旅客不得不花钱请他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若不了解道路情况，最好不要听当地人的劝告，只管照直往前走，只要不能肯定所走的是一条绝路，就比接受他们的“帮助”好得多。
可是，我们还听说过，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受到了人们的热诚欢迎，邻居甚至主动借家具给他们，直到他们把家具备齐。类似的事情无疑还有，不过，谁都明白，这只是例外。人们一般除了对新搬来的人感到好奇外，更多的是表示冷漠，就好像肥鹅注定会招来贪婪与阴沉的敌意，最终被拔光羽毛。还没听说过，外国人遇到天灾人祸，中国人自愿帮忙的先例，当然，也可能出现过。我们只听说，曾有一些海员尝试从天津到烟台、从广州到汕头作陆上旅游时，自始至终没人给过他们一碗饭，或留住一宿。
在中国，将客死他乡的人运回家，途中住店非常困难，一般是住不成，我们曾听说，一位死者的兄弟，因店主不让住店，不得不在街头过夜。请摆渡者将尸体运过河，也会被狠狠地敲一笔。我们还晓得，有些人为免引起怀疑，就把尸体层层包裹，再外扎草席，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据说，前几年的一个寒冬，山东维县的一家店主因为怕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死在店里，拒绝他们住店。结果，这几位旅客都冻死街头。
中国人作恶犯罪，很少有人告发，部分原因是没钱告状，另外也不愿惹人注意，通奸案一般私下了结。插足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中国人相信“人多势众”。有时，这个人的腿会被打折，有时是胳膊，更多的情况是被用生石灰弄瞎双眼。笔者知道几个这方面的例子，这类事情一点儿也不罕见。有一位聪明的中国人，他不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当他听到外国人抗议这种极为残酷的做法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已是”非常宽容“的了，就像他自己，仅仅残废而已，否则，早被杀死了。
“为什么老是到我家吃饭？”作嫂子的会对小叔子这样说，他已离家多年，在外头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双眼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这儿没地方让你住，硬的，有刀；软的，有绳，你只配要这些！”
这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偶然告诉我的，如果有希望，他还想获得一丝光明；若是没希望，他暗示说，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让他解除痛苦。我们很少听说过，这类暴行的受害者告官成功过。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已经压倒了一切，而且官员们十之八九认为他们活该，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加重惩罚。即便他打赢了官司，处境也不会有所改善，只会变得更糟。他的邻居会更加愤怒，那时，他连命也难保了。
中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但生活中很少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在中国，偷盗是最易惹人愤怒的罪恶之一。因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偷盗就被视为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其危害仅次于谋杀。在一次救灾中，一位分发救济品的人，发现一位妇女像疯狗一样被锁在石磨上，她是个盗窃狂，早已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小偷，或因某种原因而被公众唾弃，他就可能在简单讯问后被公众处死，这和弗吉尼亚早些年治安维持会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有时用刀子刺死，更多是活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吞金”，其实，这非常残酷。笔者认识四个人，曾差点被这样处死。有两例是已被捆上，有一例是坑已挖好，后来由于族人中一些长者的干预，才没有被活埋。另有一例，发生在笔者很熟悉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年轻人偷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人们也知道他神经不正常。他本家的一些人和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个冰窟窿，把他捆紧，塞了进去。
太平天国起义闹得最凶的那段日子，到处都很紧张。一张生面孔，一旦有嫌疑，就会被抓起来，遭到严厉的盘查。若不能交待清楚，使抓他的人满意，马上就会遭殃。在离盘查点几百码远的地方，文告上写着将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两件惨事。当时，官吏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无力执法，就发布了一个半官方的告示，让百姓捕捉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次，村民们发现，一个人骑着马向村子里走来，不像是本省的。盘问中，那人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来历，接着又发现他的包裹中塞满了珠宝，这显然是偷来的，村民们就把他捆起来，挖坑活埋了。这时，又看见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中跑过，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同伙，索性连他也一起埋了。有时，陌生人还被迫自己挖坑。在无法无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1877年，爆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剪辫运动，当时，大半个帝国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当然，特殊情况下，任何民族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时期，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中国人。
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自己更残酷。尽管可能真的如此，但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就拿孩子来说，在家里，他们几乎无拘无束；一旦开始上学，这个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三字经》是帝国最常用的启蒙教材，这本书中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情。”老师的性情与学生的天资都会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不过一般来说，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那情形就像在街头打了一架，头破血流。老师让他掌握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他没做到。老师发火，学生挨骂，更是常事。另外，不幸受罚的孩子还会遭母亲的毒打，一位平时拿孩子出气的母亲，遇到特别刺激时，更会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刑法制度中，根据帝国的法典，很难判断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有一些不符合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可与支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打板子的数目，它们常常高出法律规定数目十倍，有的多达百倍。这里，我们没机会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在像《中央王国》或者《胡克游记》这类有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胡克游记》的作者提到，他曾亲眼看见一批囚犯手被钉在囚车上，押往衙门，因为解差忘了带脚镣。囚犯没有钱来打通关节，平时就会受到蓄意的残酷折磨，中国人虽有“心肠”，却肯定没有“慈悲”，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吗？几年前，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案子。两个老囚犯向一个新囚犯索取“孝敬费”，结果地方官员判他们重打两、三千大板，又用铁锤敲碎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谚语云：死不进地狱，活不进衙门。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吧？＊
既然上文中，那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是从表面上可靠的
＊韩因章（HANYINZHANG）先生，一位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他曾在一家重要的宗教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述中国法治。前面在讨论中国人“不紧不慢”时已经引用过这篇文章。该文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刑罚当成残酷的。可我们对此不敢苟同，不能忘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法律、习俗也是中国人的。他们在个人权利方面不进行彻底改革，他们的刑罚也许永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在道德力量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一定不能放弃物质力量。例证得出的。下面我们将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邸报》译文中的一段：
“据云南总督报告，该省的一些农村，流行一种可怕的陋习：抓到偷粮食的人，要活活烧死。同时，还强迫他的亲人书面表示同意这种做法，并要亲自点火，以免日后归罪于他人。有时，只不过折断庄稼的一个枝茎。有的出于怨恨，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别人置于死地，乍一听，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也曾助长了云南的叛乱。政府一直努力铲除这一陋习，至今仍未成功。”
福州附近的一个地区，还有强迫寡妇自杀殉夫的恶习。几年前，当地的中国报纸曾作过详细的描述。乡人先是逼迫寡妇自缢，然后焚烧尸体，并建造一座牌坊，以彰其节。政府不断努力阻止这一残酷的做法，除了个别地方一时奏效外，基本上徒劳无功。
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友邦人士认为显然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指导，但若进一步分析帝国的境况，难道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前没发现它，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并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懂得仁慈之情有如天国的甘霖，既降临于祝福者，也降临于被祝福者——只有它才使人类最接近于上帝，塞内加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智力的缺陷”，但基督教培育的仁慈之花，要一直等到开满全世界才会停止。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在人口异常稠密的中国，一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邻居：“你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好几口吧。”你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收入都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满足。兄弟们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团结在一起。她们年长的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一个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大家庭里是最吃亏的。
家庭不和睦总是由年轻一代引起的。哪个社会能承受得起这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没有这种矛盾，更何况复杂严密的中国家庭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就像人们的动机与兴趣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中有个极不可思议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会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山东中部山区里的一个人，他有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附老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大后，他再次生气，又把口子撕开了。不过，他那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然而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富有生命力，这也是个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从心理上几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