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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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瞧渌脑颉！ �
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日记则说：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鲁迅缩写，这是当年的文化精英们倡导废中国字代之以拉丁字母的妙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2）
此事平静以后，事隔十个月，鲁迅大约以为周作人的情绪稳定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却不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道：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在此处，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就是前文说的周作人以香炉代石头打人一事，周作人抄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部打去，多亏被人半路接住，才没有击中。（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五》）民主自由的斗士应该懂得，即使是警察对待犯人，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此一击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充分暴露出周作人所学所知的时髦理论皆似是而非之论。时人砸烂孔家店，周作人有大功焉，扫荡“修身齐家”的旧观念也是身体力行。周作人并写文章骂鲁迅是“破脚骨”。面对周作人的行为，鲁研家只能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鬼使神差”、“惊恐地问道： 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云云，为什么不是理所当然？周作人读外国书，写时髦书，然而一到实际行动时就如此鄙陋不堪，当年有人赞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失笑其皮相也。”（《周作人日记》壬寅二月初二）周作人颇有自知之明，他本质上其实是偏激的人，他歌颂秦始皇还不算，又称颂汉奸秦桧，不赞成文天祥、史可法。这种人最终做了汉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不必问“怎么了？”周作人今日极被世俗文化精英们看好，人们于此也略可看出今日中国世俗精英文化的病根之所在，不把此病根拔除，谈中国文化的重建或其他什么什么的，都是水中捞月。
羽太信子当着徐耀辰和张凤举罗织了鲁迅“罪状”，很多“秽语”，这些“罪状”和“秽语”大概无非是骂鲁迅如何调戏她。
可惜的是，徐耀辰和张凤举生前都对此事避而不谈，没有留下这些“罪状”和“秽语”的内容，所以也无从断定。但是，徐耀辰和张凤举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但曾把这些“罪状”和“秽语”的主要内容曾透露给了他们的朋友郁达夫，现在的所有的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以及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情：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对我说：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的这段回忆，是揭示得最客观、最完整的兄弟反目的原因，当时类似这样的谣传，似乎已不止郁达夫知道，传播这些谣传的，除了小报外，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散布，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署名冀野（即卢冀野）的一篇《茶座琐语》，其中就谈到“有一位北方的小姐说： 鲁迅与乃弟作人尝阋于墙，不相见者已数年，此中原因大约是‘为太太之故’。”
但只要有头脑的人认真作一分析，这事很快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但由于郁达夫的这篇回忆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年抗战的战乱时期，很少有人注目，所以这个秘密，一直无人来捅破它。以致造成周作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故弄玄虚的对鲁迅的诬陷和攻击，他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那个事件（按： 表面上是指兄弟失和，其言外之意是诬陷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我一向没有公开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周作人故弄玄虚的说他用剪刀剪掉了七月十七日项下的“大约十个左右”的字，他不用毛笔涂抹，而用剪刀剪掉，可见其彻底性，他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这记载鲁迅丑行的十个字，已被我用剪刀剪掉，以说明，对鲁迅的丑闻，是不愿公布于众的，为了说明“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不用墨涂而是用剪刀剪。可谓是大有“兄弟之情”。其实这十个左右被周作人剪去的字，充其量是说“鲁迅无礼企图调戏内子”而已。被周作人这样一玄虚，似乎鲁迅真是和羽太信子调情了。
其实，此事既非周作人亲眼目睹，也非周作人亲手抓住了奸夫淫妇，周作人给鲁迅的信，说得很清楚“过去的事情”，“我昨日才知道”，所以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私通和调情的事，周作人不是目睹，而是耳闻得到的，这个耳闻，不是得自羽太信子本人，就是得之佣人的密告，但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鱼肉鲁迅，诬陷鲁迅，血啧鲁迅这点上，出于羽太信子本人的枕头风，完全是可能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3）
因此很多回忆这件事的人，都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挑拨，这是不错的，因此郁达夫也说： “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许寿裳也认为：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许寿裳这里所说的“诬蔑委屈”，并不是虚设的形容词，而是用春秋笔法作了极其精炼的概括。
早在一九○说年鲁迅回家完婚，婚后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去日本，在与三弟建人告别时，两位兄长再三和建人说： 要三弟留在家里，好好侍奉母亲。兄弟三人亲密无间，“将来永不分家，有钱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如果这是周作人所说的“蔷薇的梦”，那末，打破这个梦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昏虫周作人。
对于此事，周作人的态度是“不辩解”。他说：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萧文邦的《鲁迅新传》第八章对这一事件再做历史性的回顾：
鲁迅是否与羽太信子调情，答案是难以成立的。这只能是出于羽太信子的诬陷，因为羽太信子明白，只有这种诬陷是最能奏效的，也是最能神速地使他们兄弟间造成分裂，而达到逐出鲁迅的目的。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前后的一些情况。……
……羽太信子（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当时正二十一岁妙龄，虽然长得并不漂亮，圆圆的脸蛋，细细的凤眼，看上去很有些像唐人仕女图中那种唐人仕女的古典美。
她原籍在日本本国越后，后迁东京，家就住在西片町附近，家中有一位年迈的祖母（一八五○？～一九一三）、父亲和母亲，父亲羽大石之助（一八七○？～一九四一）。她是长女，下有一个弟弟叫羽太重久（一八九三～一九八○），两个妹妹，二妹芳子（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后来成为周建人的妻子，三妹福子（一九○○～一九一八），正在念书。全家六、七口人，家庭负担很重，羽太信子只受过小学义务教育，很早就出来做下女，她每天为住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的住客送饭菜，很快就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大约不到半年，她和周作人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在日本同居结婚。……
……鲁迅离开日本不久，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就在日本结婚。这时鲁迅不仅要负担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费用，还要为周作人负担羽太信子一家的生活开支，当时羽太信子一家六、七口人，除信子和父亲羽太石之助有工资收入外，上有祖母，下有正在读书的两个小妹和没有工作的弟弟。生活很困难，很需要鲁迅的支助。鲁迅每月要从杭州汇给东京的周作人六十元钱。……
这时羽太信子把鲁迅敬作财神爷、摇钱树，和鲁迅关系十分亲密，经常背着周作人给鲁迅写信，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鲁迅考虑必要答覆时，才写一封回信，但总不是附于周作人的信中，就附于周建人的信中，这在鲁迅日记中记载得十分清楚，无须在此赘言的。
这里我并不是说羽太信子单独给鲁迅写信，内容是否有暖昧的关系，无非是要说明，他和羽太信子的大伯和弟妇的关系是正常的，如果要说不正常，那也只能说明羽太信子挑逗鲁迅，不存在鲁迅调戏羽太信子。
一九一九年冬周作人一家五口外加小舅子羽太重久一行六人，浩浩荡荡住进刚由鲁迅修建好的八道湾住宅以后，这时的羽太信子和大伯鲁迅没有一点矛盾，因为这时的鲁迅，每月有三百多块大洋送到她手里，外加稿费，和周作人的工资……
刚刚住进八道湾时，鲁迅住在第一进，不久又搬到第二进的东厢房，和母亲、朱安一起在第二进正房中间一间吃饭，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一起在第三进吃饭，后来因许羡苏寄住八道湾，周建人去上海，改为许羡苏和鲁老太太、朱安一起吃饭，鲁迅到后院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周作人一起吃饭了，大伯和弟妇之间关系也很融洽，感情也很好，鲁迅一发工资，一进家门，就直跑后院亲自把三百多大洋送到羽太信子手中，羽太信子笑脸相迎接过钱来。
有时有事，也常到后院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房里共同商量，特别是有时鲁迅和周作人商量写文章，也到后院找周作人一起研究，鲁迅到后院吃饭、办事出人后院，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自从鲁迅成为羽太信子一统天下挥霍浪费的绊脚石以后，逐出鲁迅成为羽太信子的一个心病，使用什么方法最好，当然用南后郑袖诬陷屈原的方法最好。
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的鲁迅对羽太信子的“不敬”，就是羽太信子编造的南后郑袖陷害屈原那一套鬼话。记得曾在北京图书馆西皇城根报库，在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或《北平新报》上曾见过一篇题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小文，文章大约有四、五百字，曾作为肯定的语气，记载着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的隐事，大意说，鲁迅曾趁羽太信子洗澡时，去羽太信子的房门口窥视，被羽太信子告发于周作人，使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如果这件事是确实，正好说明这是羽太信子逐出鲁迅的计谋。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4）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鲁迅到后院去找周作人或羽太信子办事，先“窥视”一下，看周作人或羽太信子是否在家，也未尝不可，羽太信子在房内洗澡，鲁迅事先也不知道，门上也未写着“正在洗澡”的告示，鲁迅可能敲了一下门，也不足为奇，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通过羽太信子之口，再用床头风吹到周作人的耳中，却可成为惊心动魂的定鲁迅为“流氓”罪的大事。
这从羽太信子来说，实在是一箭双雕，既可表明自己的贞洁，又达到驱逐鲁迅的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昏虫周作人轻听羽太信子的谗言，他送完与鲁迅的绝交信后，鲁迅招他解释，周作人不但不听鲁迅解释，还反目为仇写了一篇叶章叫《破脚骨》（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陶然。后收《雨天的书》中），说鲁迅是“破脚骨”（绍兴称流氓青皮为破脚骨），造成兄弟间终生遗憾的决裂。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往八道湾取自己的书物被周作人、羽太信子谩骂殴打出来的二个月后，所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次谩骂殴打事件，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砖璧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下余年之勤所得仅古砖二十余及拓本少许而已。迁徒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著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鲁迅是把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比作盗寇，把八道湾比作盗窟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文末用了一个“宴之敖者”的笔名，其含义更为沉痛和深邃，据他自己解释，“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这个笔名是记录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的事实： “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略谈鲁迅的笔名》）
鲁迅对信子始终耿耿于怀，后来又把他的故事新编小说《铸剑》里的主人公命名为“宴之敖者”。这里有两点谜团笔者试予以澄清。首先是信子给鲁迅写信之事，可能与信子的病有关系。据笔者猜测，鲁迅母亲所说的信子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一定与心理压力有关，也许是她对鲁迅有欲望，同时又有犯罪感，就反过来诬陷鲁迅，此类病例甚多，经济原因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李天明说：
在二十年代与两家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回忆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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