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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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到秋天的时候，“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是老北京可爱之处，即使你足不出户，藏匿于皇城的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居住，都能够听得见远处青天下驯鸽子的飞哨、看得身边那很高很高的天空，这种感觉好极了。让郁达夫感慨不已的，是北京的槐树。槐树有两种，一是刺槐，一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树叶子绿时开花，成球地开着，大概是在五月；刺槐则是七月开花，一串串的像紫藤，不过是白色的。那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蕾，铺满一地，踏上去有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这场景，显得如此幽闲与落寞。还有那秋风秋雨，以及秋蝉衰弱的残声，在诗人看来，颇有几分颓废的色彩，更是耐人寻味。
这座千年古都，整个城里长满树，屋子又矮，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只见树木、只闻虫鸣，跟生活在乡野没有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文人，喜欢居住在城市，怀想着乡村，既有丰富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又有山水田园的恬静与幽闲。这种“文人趣味”，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还很普遍。今天台北的年轻人，特别能欣赏蓬勃向上的现代都市上海；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从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人们普遍对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过于强大的精神压力，以及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很不适应。假如你喜欢的是空旷、自由、悠闲的生活，那么，北平将成为首选。那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说到了上海之后，才特别感觉到北京的可爱。当然，今天就不会这么说了。我想，北京的都市化程度不及上海，有政治决策，有金钱制约，但不排除北京人——尤其是文人，对过分的都市化始终怀有几分恐惧，乃至不无抗拒心理。
另外，北京的“乡村”特色，与其建筑上的四合院布局有关。刚才说了，四合院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山水、自然纳入自家院内。就像郁达夫说的，秋天来了，四合院里的果树，是一大奇观。我相信，很多到过北京的人，都对四合院里的枣子树和柿子树印象极深。还记得鲁迅那篇《秋夜》吗？“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冬之际，叶子落尽，光秃秃的枝头，点缀着红艳艳的枣子或柿子，真漂亮。四合院灰色的围墙，屋顶上随风摇曳的茅草，偶尔掠过的鸣鸽，再衬以高挑在天际的红柿子，视觉效果上，会让很多人过目不忘。
毕竟是文人，说到秋天，怎么能拉下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呢？再说，南国之秋也自有它特异的地方，比如扬州廿四桥的明月、杭州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这些秋天也都是美不胜收。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平的五月》与《未名湖冰》
实验性太强的小说家，或者说关注人的灵魂的小说家，跟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关联度反而小。因此，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细节。
谈过“北平之春”与“故都之秋”，剩下来的，关于北京的夏天与冬天，留给小说家张恨水以及学者邓云乡。
张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是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位通俗小说的大家，必须给予认真看待，一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张恨水，一是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这两位先生，或以都市言情取胜，或以武侠小说名家，都是大才子。张恨水一辈子写了六十多部长篇，其中尤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最为人称道。像《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当年在报纸上连载，很受读者追捧，结集成书，发行量更是远超新文学家的著作。五十年代以后，张因被划归鸳鸯蝴蝶派，文学史家不大谈他，或评价很低，以至几乎被人遗忘。近年来，张恨水的小说重新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起来了。这里不谈他的文学史地位，只是关心其模仿《红楼梦》等，讲述京城里豪门贵族的家庭恩怨，将言情与都市交织在一起，构成其小说的最大看点。因此，在张恨水的小说里，有大量关于北京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描写。
这是一个窍门，假如你想了解某地的风土人情，先峰派作家不行，反而是通俗小说家更合适些。前者关注叙述技巧，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对当下社会的日常生活不太在意；后者着重讲故事，需要很多此时此地日常生活的细节，以便构拟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小说世界。所以，单就小说而言，我们可以说张恨水之于北京，有很深的渊源（老舍也是这样）；但我们很难说鲁迅之于绍兴也是这样。实验性太强的小说家，或者说关注人的灵魂的小说家，跟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关联度反而小。因此，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细节。就像张恨水，他对当年北平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留意的。三十年代中期，马芷庠编了一本《北平旅游指南》，专门请张恨水审定。对于我们进入历史，这册“指南”提供了很多信息，除了名胜景点，小至火车票的价格，大至各家妓院的位置，甚至各大学的历史渊源、办学特色等，对于当年的游客以及今天的专家来说，都是很有用的。这是一本很有文化品味的旅游指南，当作一般文化读物欣赏，也都可以。
张恨水，这位对北平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有特殊兴趣的文人，1948年写了一篇散文，叫《五月的北平》。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东方建筑的美感，体现在城墙、四合院，也落实在皇宫、佛殿。可张恨水更关心的，还是北平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当然又是四合院了，不过，比郁达夫的文章更感性，有很多细微的观察。五月，正是绿荫满地的季节，于是文章极力渲染枣花、槐花等，如何“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大概受风土志的影响，作者老怕拉下什么，于是面面俱到，反而分散了笔墨。就拿这无所不在的槐树来说吧：在东西长安街，配上故宫的黄瓦红墙，“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中，映带着平正的土路，“让人觉得其意幽深”；在古庙门口，把低矮的小庙整个罩在绿荫中，“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还有那广场两边的、大马路上的……这样平面且静止的叙述，艺术感染力有限；不过，假如意识到作者对“旅行指南”的兴趣，这样的笔调不难理解。
文章以北平五月的翠绿、幽深以及淡淡的花香，还有蜜饯、玫瑰糕、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等，营造出这么一种印象：北平是全世界最悠闲、最舒适的城市。可那是盛平年代的记忆，现在，北平正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这让作者转而忆起了《阿房宫赋》，我们能否逃过这一劫难？“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文章写于1948年，那正是围城之际。国共两军，假如真的在北平内外展开大规模战役，这么一座古城，很可能毁于一旦。好在这预言落空了。
最后，我想谈谈邓云乡的《未名湖冰》。讲周作人、郁达夫、张恨水，估计大部分同学多少总有些了解；至于1924年出生、1999年去世的邓云乡，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不奇怪，因为他不是作家，是个学者。这位邓先生，虽说是山西人，但祖上就寄藉北京了，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后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人在上海，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且充满感情。因此，邓先生写了好多关于北京的书，像《北京的风土》、《红楼风俗谭》、《北京四合院》、《增补燕京乡土记》，以及《文化古城旧事》等。《文化古城旧事》是他晚年写的一本书，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文章很好，但校对不精，错字不少。所谓“文化古城”，是指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北京由原先的“国都”变成了“文化城”，对此地民众的生计以及读书人的精神状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谈论北京冬天的《未名湖冰》，就选自此书。
关于北方的冬天，念文史的朋友，很可能会想到“九九消寒图”。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里，有“从冬至次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的说法，以后历代的风土志书，也都有关于九九习俗或“九九歌”的记载。至于“九九消寒图”，明清两代存在于北京的皇城，后流传到民间。怎么“消寒”？立冬时画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来，用彩笔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过去，原先的素梅变得鲜艳瑰丽，这时候，漫长的冬天也就过去了。这么一种记载节气变化的风雅游戏，在《帝京景物略》等书里有详尽的介绍。
北京冬天的另一种游戏，那就是滑冰。据说，滑冰在清代就很盛行，不过，那是在皇宫中，表演给皇上看的。晚清以后，才开始引入西式的滑冰工具与技艺。从表演给皇上看的特殊技艺，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体育活动，这方面，大学发挥很大作用。所谓“寒光刀影未名湖，北海稷园总不如”，是夸过去燕大、现在北大里的那个未名湖，是京城里溜冰的最佳场所。下场的精神抖擞，观看的也其乐无穷——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不信，诸位冬天抽空，到未名湖边走走。至于溜冰的，校内校外、男生女生都有，但印象中，教师参加的少，这毕竟是一项主要属于年轻人的体育与娱乐活动。年纪大了，一不小心摔断了腿，不值得。像我，每年都在岸边观赏，仅此而已。念书时也曾下过场，但坐在冰上的时间，远比站着的时间多，第二天就高挂免战牌，因为感冒了。会滑的人当然很得意，不会滑的，连滚带爬，也蛮有趣的。这是冬天北大校园里最为亮丽的一景，每个毕业生都会津津乐道。
文学与时令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
北京当然还有很多可说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让大家欣赏文人笔下的春夏秋冬。这四个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样，张恨水是长篇小说家，郁达夫是短篇小说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邓云乡则是学者。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永远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用文字所构建起来的“北平的四季”，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没有明清，也不涉及当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转变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共四卷十六门，其中卷四有“岁时”门，先分体（五古、七律等）再依时令排列，有点杂乱。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东内外”中有一门，题为“春场”，在介绍“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时，顺带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种习俗，同时引证了若干诗文。北京岁时诗文，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张，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浪漫感伤的郁达夫，也是人比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