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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凤凰台知性主持曾子墨自传:墨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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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九)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k,tell me about 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留下了什么呢?没想到的是,4年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我却突然发现曾经让我叫苦连天饱受摧残的军训竟然变成了面试时的制胜法宝。
  面对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短暂军旅生活中被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掩盖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急行军”……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彩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第18节: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2)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据说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

  第19节:与“恶人”斗法(1)

  连载(十)与“恶人”斗法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这位是我的同事。”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作“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第20节:与“恶人”斗法(2)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倆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第21节:“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1)

  连载(十一)“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第22节:“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2)

  那位分析员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第23节:渴望忙碌

  连载(十二)渴望忙碌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第24节:写在脸上的:热切(1)

  连载(十三)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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