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_[美]房龙-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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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21这个多事之秋，希腊也发生了针对土耳其人的暴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团体便一直在筹备起义。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扯起独立大旗，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并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将这位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处以绞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为以牙还牙，希腊人屠杀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杀死2．5万名东正教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作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可梅特涅却大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食其果”（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生自灭”）。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前往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应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旗帜又飘扬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维持着当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密切注视着局势地发展，静待这一“扰乱欧洲和平的举动”变成陈年往事的那一天。
可英国人又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如意算盘。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它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海军，而是它为数众多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暗藏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区别的标志。不过，他们却不承认别人有权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政府做错了，他们便毫不犹豫
地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的自由表达的权力，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大众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喜欢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越他们的杰出个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遥远，无论多势单力孤，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人民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紧盯手边的事务，为日常生计忙个不停，很少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卑贱人民而战的“古怪”邻居，他们却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甚至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援助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诗歌打动过全欧洲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一掬同情的热泪。三个月后，消息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诗人英雄式的死亡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所有欧洲国家，人们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四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去希腊。钱物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饿的起义者。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看到了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派出了军舰。法国自十字军东征后便一直自诩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它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地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哪场战役的消息受到过如此热烈的公众欢迎。西欧和俄国人民在国内深受压抑的自由渴望，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希腊和
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正式宣布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破产了。
如果我试图在短短一章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书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苦心经营来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虽然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虽然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终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还得第18年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令人窒息的警察统治。乍看上去，这套体系几乎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甚至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还要悲惨。现在路易消失了，继位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所属的著名的波旁家族，他们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他兄弟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传到哈姆的那天早晨，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索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君主会遭到如何下场。可查理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最终也不打算有所长进。当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国国王，他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这一评论是由并非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惠灵顿公爵做出的，查理的胡作非为可见一斑）。可以说，他的统治方式甚至使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查理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
自由派报纸，并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国会时，他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1830年7月27日夜，巴黎爆发了一场革命。同月30日，国王逃往海岸，乘船去英国。一出“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被彻底赶下了法国王位。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此时，法国本可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但这样的行动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一簇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桶。维也纳会议强行将荷兰与比利时合并，可这个新尼德兰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大败笔。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与灵活性，不能使两个心怀怨意的民族和睦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威廉无论想做点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立即被众多激愤的臣民指为“争取天主教自由”的新一次企图，受到众口同声的拦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群众暴动。两个月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奥波德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键。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彼此和睦相处。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里程不长的铁路，消息的传播还很缓慢。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到达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与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激烈摩擦，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之后，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他们以臭名昭著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权利。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身的磨难证明了，神圣同盟的“兄弟之情”在神圣沙皇那里不只是一纸空文。
意大利同样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不过当滑铁卢战败之后，她离弃了他。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在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一切依然照旧。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一一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岗位，“和平”被紧紧地维护着。又过了18年后，人们才再度发动了一场更为成功的革命，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可恶遗产中解放出来。
欧洲革命的风向标
率先举事的又是法国。法国是欧洲的革命风向标，任何起义的征兆都首先由此地显露出来。继任查理十世担任法国国王的是路易·菲利普，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支持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国王的死刑判决，投下了至关重要的赞成票。他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博得了“平等的菲利普”这一绰号。最终，当罗伯斯庇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徒”（这是他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离革命军队。从此，年轻的路易·菲利普浪迹四方，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还花过好几年时间致力于探索美国的“远西”地区。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回到巴黎。比起愚不可及的波旁表兄们，他显得聪明多了。他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常常腋下夹一把红雨伞，去巴黎的公园散步。像天底下所有的好父亲一样，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小孩子。可惜法国已经过了需要国王的时代，但路易·菲利普却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一大帮群众吵吵嚷嚷地涌进杜伊勒里宫，粗鲁地赶走了菲利普陛下，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
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漫不经心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闹剧”的重演。其结果无非是迫使盟军再度进驻巴黎，终止这场烦人的“革命演出”。可仅仅只过去了两个星期，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公开的起义。梅特涅躲开愤怒的民众，从普拉茨宫的后门悄悄溜走了。奥皇斐迪南被迫赋予臣民们一部宪法。它包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梅特涅在过去33年里尽心竭力加以压制的那些革命原则。
这一次，全欧洲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震动。匈牙利毅然宣布独立，在路易斯·科苏特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这场势力悬殊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者，终于使匈牙利保全了君主统治。随后，哈布斯堡王室设立起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大部分他们无法在公开战场上击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赶走了自己的波旁国王，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被谋杀，教皇仓皇出逃。第二年，教皇率领着一支法国军队重返自己的国土。从此，法军不得不一直留在罗马，防范臣民们随时可能对陛下发动的袭击。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支军队被紧急召回去对付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成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在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大力支持下，起而反抗自己的奥地利主子。可老拉德茨基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挺进波河平原，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两地击败了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让位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几年之后，伊曼纽尔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在德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震波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示威。人们高声吁求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巴伐利亚国王由于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伪装成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士身上（该女士名为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被一群愤怒的大学生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尊贵的国王被迫站在街头巷中的战死难者的灵枢前，向这些不幸的抗议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德各地区的550名代表聚集在古老的法兰克福，召开国会大会，代表们推举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作统一的德意志德国的皇帝。
可不久之后，风向仿佛又转了。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忠实于他们的战争主子。刽子手们忙个不停，一个劲地往革命者脖子上勒着绞索。哈布斯堡家族素来有一种奇特的偷鸡摸狗的天性，他们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增强了自己控制东西欧局势的能力。他们以精明圆滑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它日尔曼国家的嫉妒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的皇帝。在其接连失败的漫长磨难中，哈布斯堡家族学会了忍耐的价值。他们懂得如何静待时机。当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起劲地大谈特谈，深深陶醉于自己激昂动人的演讲时，奥地利人却在悄悄调兵遣将，准备着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突然解散了法兰克福国会，重建起虚有其表的旧日尔曼联盟，因为它正是苦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在出席这个奇特国会的一大群不谙世事的爱国者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整个吵吵嚷嚷的会议，自己少有说话，但把一切熟记在心。此人名为俾斯麦。他是一位厌恶空谈，崇尚行动的强人。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滔滔的演说最终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爱国方式。俾斯麦属于那种老式外交学校的毕业生，高明且世故。他不仅能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方面，也同样远胜他们。
俾斯麦坚信，要想德意志成功跻身欧洲列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