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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9部分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49部分

小说: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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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吕公著便是郑朗的学生,因为郑朗,赵祯将王安石从状元降至探花,心中一直很愧疚,郑朗几个学生当中。赵祯也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有才气,可德操还是最喜吕公著,一个很温和的青年,为何要处理?
  欧阳修再上书,国家有诏令,官吏不能遵行。原因是朝廷自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去年十月,曾有臣僚言,今后大臣厮扑(门客)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二人为奉职……
  对门客宋朝人称呼为谦客,更下等的仆役称为谦人,但欧阳修说厮扑,说仆人,这是很恶毒的骂人话。赵祯让欧阳修吵得头痛,贬袁宗二人官职。
  欧阳修又进第三篇奏折,闻近日吕夷简频有密奏,自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可有此事?是有的,赵祯是为了保护吕夷简,也是怕言臣闹,若有什么疑难的国政,于是打着让御药院的御医去吕家替吕夷简诊断病情的借口,询问国政。
  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先生没有写出来,你们当时年幼更不会想到。好好想一想,一旦将它真正悟通,那么就可以做大半个贤相了。”
  “是。”
  “替我写一份辞呈吧,说我病老,请陛下放过我,让我真正致仕,闭门不问政事。写得委婉一点,要让陛下知道允我真正致仕,是对我的保护。”
  “喏,”吕公著开始书写辞呈。
  吕夷简无所谓,关健是为了他几个儿子着想,若不退让,马上这些君子们就要狠狠踩自己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未成长起来,一旦让欧阳修等人弄得身败名裂,以后仕途会彻底结束。
  赵祯看到吕夷简的辞呈,心中五味杂陈,授吕夷简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后面的是肯定,实际吕夷简最后一点权利全部收了回去。
  欧阳修大喜过望,但没有完,于朝会上又盯着一人,枢密副使任中师。吕夷简倒任布,于是荐任中师才不在任布下,这才召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会不会放过此人。
  老任乃是一个老好人,看到欧阳修眼光不善,于是上书道:“臣老矣,家本是曹州人,请求陛下让臣知曹州,得养晚年。”
  欧阳修,你别看我,俺自己退,省得你将我泼了一身脏水后下台。
  欧阳修开心了,但他正一步步将新政推向无底的深渊……!


 四百七十五章 放(上)

  吕夷简也未必真正理解了中庸,非但吕夷简,孔夫子同样对中庸恐怕也是懵懂,隐隐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没有真正想明白。郑朗亦是如此,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中庸。
  关规着时局,心中一声叹息。
  本采庆历新政可以走得更远,不管怎么说,它的和和措施在纠正着宋朝一些弊端。而且时机大好,国家困难,赵祯再次奋发向上,甚至配合改革,默许了君子党对各个大臣的打击:吕夷简在家中养病,权利逐一交出,所谓的小人党倒下一棵最大的树,没有带头的人,包括晏殊在内,晏殊能是谁的对手?
  郑朗没有倒晏,否则借着议和的当口,便可以将晏殊从容的弄下台:
  是大好时机,只要大度一点,将诸位大臣团结起来,包括王拱辰、贾昌朝在内,也会附首配合的,夏竣不高兴,他一人能跳翻天吗?但是……
  郑朗没有劝,谁听你的?赵祯劝,都未必劝动这十几个人。况且自己。
  逼急了,狗都咬人,况且这些人又有谁是好惹的,能不反扑吗?
  他想度身事外,可他是当乾宰相,怎么可能?很快也陷入其中,而发生争执的对象却是他的好友之一,富弼。
  群盗入侵金州,金州知州王茂先贪生怕死,打开城门放盗匪入城,于是义军洗劫州库,将钱帛散及其党与贫民,又将兵器逐一带走。但王茂先不能这样说,一说自巴准得去岭南,上奏开始撒谎,说我城中只有二十四兵,防御不敌,败走城外,导致群盗入城。俺反抗过,不能怪俺,更不能将俺以通敌罪流放岭南。
  富弼信以为真上书说,西贼未叛之前,虽有盗,但不敢杀官:现在贼公开入州城打劫使三四十州遭害。以前也有入城情况,都是夜晚偷偷入城,现在白天公开入城,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不防备不行,金州只有兵士二十四人,才使聪盗生心:请于京城于一要害处增兵,为诸州声援。
  这篇奏折郑朗不在意仅是一处驻兵不会产生多少冗兵。但接下来富弼一份奏折引起郑朗的强烈反弹(这篇奏折文字相当优美放在作品相关里,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先说西边用兵,导致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缺少财力抚存,于是沦落为盗。这句话颇得郑朗欣赏的。然后说了盗贼的危害,又说前日曾上剿子奏请于京西选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这里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从一处变成数州:又说盗贼势大的另一叮,原因,是各地官员不力,请朝廷用人。这个郑朗不管。又说了盗贼势大的第三个原因,皇上仁德,但守旧弊法,不进贤才,使陛下仁德不能感化百姓,处置次第,导致贼满天下。臣每念于此,不寒而战。
  不用说得那么恐怖,不是让你们改了吧,放手让你们改,你们看那一个大臣不顺眼,马上就退罢此人,还要怎么着?
  这个郑朗还是不管。
  所以不能偷安芶且,只求天幸,要改革,要用人,转运使、知州、知县皆要用良吏,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再次说到这个要郡屯兵。
  这份奏折给了赵祯很深刻的应象,于是以后不舍裁兵,而且在京西、京东、江淮陆续的增加禁军了
  郑朗呈上一奏,在奏折里说道,之所以盗贼多,用兵使财政苦,加上灾害接踵而来,这才产生大量盗贼。又有官员怯弱无能,使贼势猖獗。京西有兵,多集中在洛阳以东,孟州、郑州、滑州、许州、陈州一带,一备契丹,二拱卫京城。京西路往西兵力是很少,但不是没有,襄州二营、邓州四营、汝州有十营!随州一营、商州一营,近二十营军队,况且还有大量厢军与衙役,盗贼起事之初规模并不大,多是几十人,请问这些官兵与衙役在哪里?
  盗贼进入金州,金州兵力是很少,可盗贼数量同样很少,仅几百人,金州有城门有城墙,有衙役,还有百姓,大户人家的仆役,还有守城的武器,王茂先在干什么?开门迎贼,过份者,邓州顺阳知县李正己不但开城门迎贼,还备鼓乐,远迎数里之外敲锣打鼓,欢迎盗贼进入顺阳城作患。请问他们什么时候反抗过?或兵少,无昊寇泾原路,四万大军兵临渭州城下,渭州城中仅有两千余兵,岂不是兵力更少,西贼岂不是比盗贼更加凶悍,那么是不是要开城门投降?
  增兵能解决问题?增再多的兵也没有作用!相反,驻兵越多,冗兵越重。冗兵重,导致兵士多,国家就无法善待,冗兵重,无法选良将,军队苛剥之事会更加繁多,冗兵重国费增加,百姓负担更重。谈两者是兵士沦为军贼重要原因,后者是百姓沦为盗贼原因之一。
  国家正在裁军,行疏导之策,弼为什么俄行逆施,采用堵塞之法?说不能因循守旧,这是何为?
  不是增兵的问题,关健是朝廷怎样才能培养出来一支堪能使用的军队,而不是让军队成为酒袋饭袋之辈。将富弼一顿狠批后,又提出一个请求,划许他出兵陕州。
  陕州三门盗匪劫粮,欲断陕西粮道,用心极恶。只要朝廷粮食不能到达陕西,饥民扩大,义军才能扩大。但事先诏书说好的,韩琦主管陕西路剩匪,郑朗主管京西路剩匪。所以郑朗的军队就在渑池的崤山,离陕州并不远,却不能越权进入陕州镇压。但韩琦事务更多,裁军、抚军、防边、抚民还要准备剩匪,人在长安,鞭长莫及。这才使潜贼胆大包天的劫粮道。
  奏折递到京城,赵祯也没有说富弼不好,但准了郑朗与韩琦便宜行事。在去剿匪看着办吧,快给朕将盗匪镇压下来,不然国家乱了套。
  郑朗这才停止了爬山活动:
  与狄青商议,但在商议前问了一句:“狄将军,为什么我让兵士训练登山?”
  “陕南京西多大山,一旦大军兵至,盗贼战不力,会潜入深山:说是大军但相公仅率领五干余人,不足以扫荡所有山陵。故未战之前,祖练登山,让兵士熟悉在山区作战。”
  “说得有理”郑朗额首道。
  数股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多有大山,例如熊耳山,也就是后世的伏牛山脉,还有更雄大的秦岭,以及其他连绵的群山。但郑朗又说道:“不仅如此,实际贼势比较容易扑灭,毕竟朝廷一直很善待百姓,一旦粮食援援不断到达甚至会有盗贼主动脱离贼群重新化为良民。我还有一备是南方。”
  “南方?”
  “陈执方扑灭桂阳盐贼,迫于无奈,将祸害汉人与熟蛮的生蛮迁移于他乡,以防后患:但朝廷一直很善待这些生蛮,一度委屈求全,这些生蛮定下来不服。一旦重新反叛,哪里的山更高大,林更深茂各部生蛮更加凶悍。朝廷若大意,必然成为南方大患。若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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