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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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　　　　
　　　　——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第四辑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6）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　　　　
　　　　集中营里儿童的作品　　　　
　　　　集中营里儿童的作品　　　　
　　　　集中营里儿童的作品集中营里儿童用废表格纸制作的剪贴画　　　　
　　　　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集中营儿童幸存者回忆自己画这张画时说：是因为弗利德告诉他们“用光明来记忆黑暗，用黑暗来记忆光明”。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附记：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1971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WiesenthalCenter的收藏。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FriedlDicker…Brandeis，Vienna1898…Auschwitz1944。

第四辑克拉拉的故事

　　　　《克拉拉的战争》是一本写给儿童的历史小说。虽然是面对儿童读者，作者却是丝毫不马虎地作了大量学术研究。不仅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书中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的艺术课程和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演出也是真实的。故事里的生活细节都是作者采访了幸存者，尽量根据他们的回忆复原的。她只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通过几个虚构的人物讲出来。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述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如何在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里演出。　　　　
　　　　歌剧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于1899年11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律师家庭。汉斯·克拉萨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在幼年就能够模仿莫扎特的风格作曲，在十一岁那年，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在当地演出；1927年，他创作的交响乐已经由捷克交响乐团在首都布拉格演奏。后来，他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德国籍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盲目的（对德国　　　　
　　　　克拉拉的故事　　　　
　　　　的）爱国主义，以正面的努力，对善待他们、也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家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热忱地投入音乐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上演。1933　　　　
　　　　年，他的一个歌剧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在纳粹德国占领了部分捷克的时候，在布拉格的九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像汉斯·克拉萨这样的德国人。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一员，他很自然地参加了一个组织，那是由反法西斯艺术家和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联合组成的。《布伦迪巴》就是他为这个孤儿院写的一个儿童歌剧。这也是他在被纳粹逮捕之前写的最后一个作品。1942年8月10日，他被送进特莱津的集中居住区成为一个囚徒，在这里他失去自己的名字，编号21855。　　　　
　　　　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在死亡的阴影下，汉斯·克拉萨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1942年，他用一个钢琴谱，重新为他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配器。然后，如这本《克拉拉的战争》描写的那样，《布伦迪巴》在集中居住区上演，演员都是作为囚徒的儿童，共演了五十五场。今天，人们发现这位身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长着幻想的翅膀，他新谱写的歌剧，甚至有着20世纪现代音乐的审美感觉。　　　　
　　　　真实的历史正如《克拉拉的战争》所讲述的：特莱津集中居住区曾经被纳粹装点伪装、抹去真相。希特勒用这个假象来粉饰纳粹的犹太人政策，向国际红十字会掩盖他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布伦迪巴》的演出就曾经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影片中。　　　　
　　　　“二战”结束之后，在《布伦迪巴》所象征的那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没有指责汉斯·克拉萨是“晚节不保”，与纳粹“合谋”，而是对音乐家深怀敬意。　　　　
　　　　在这样的文化中，这些特殊的表演不仅是一个音乐　　　　
　　　　歌剧的演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为集中居住区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表达了对美的永恒追求。这一切，正是过去的纳粹、今天和将来的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相反，思维的简化和概念化，不论表现着怎样正义的主张，却恰是邪恶滋生的温床。　　　　
　　　　1944年10月16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中。然而，汉斯·克拉萨的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希望，却依然留在人间。　　　　
　　　　在翻译中，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能够认真地对待细节，同时对当时集中居住区的儿童心理反应，作出细微的描述。现在，《克拉拉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给今天的孩子们写着这样真实的历史故事；今天，许多国家的孩子在一遍遍、一年年地上演《布伦迪巴》，就是要大家感受汉斯·克拉萨正面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得和思考这样的历史为什么发生；就是寄希望于新的一代能够身心都健康地生活，通过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再发生这样的孩子们的悲剧。

第四辑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这是一个得奖的故事。在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被故事吸引和打动了。打动我的，是传递着家族血脉的历史感。小说的作者用虚构丰富着细节，故事的主干却是一个真实的外婆的故事。　　　　
　　　　做了外婆的盖比，在向她的外孙辈讲述自己的经历，讲着讲着，盖比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满怀着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艰难岁月是历史，而一个女孩如何度过这样的岁月，却充满了家庭亲情温暖的细微末节。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可是惟有充满丰富细节和感情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有时候和老人聊天，会给他们录音。录音带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有两个老人去世，我把录音带给了他们的孩子，才觉得这些录音分量很重。　　　　
　　　　这个习惯的养成，也是起于一个个人的伤痛。我很爱自己的父亲，就像盖比一样。我从小就不断听父亲给我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最动荡的八十年。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录音机。可是当时，愚钝的我只知道用它来学外语，从来没有想到，我　　　　
　　　　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应该用它来记录下父亲的故事和父亲的声音。待父亲远去，我已经来不及补偿我的过错。我只能不去细想。　　　　
　　　　我也有过外婆，虽然她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我还记得她裹着小脚，梳着发髻，夏天喜欢穿厚实的黑色丝褂。在我小时候，只觉得外婆似乎生来就是疼爱自己的长辈，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也有她和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和父亲相反，外婆从来不向我讲起自己，她在世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要问她的姓名。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却没有一次想到，我应该坐下来，请求她给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我有一些老年朋友，在有一阵风行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的时候，他们都急着寻找可以发挥的地方，还常常力不从心。我总会劝他们，最好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一生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下来，哪怕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一份记忆。若说是想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话，也是最可贵的一份贡献，因为那是在增进和修补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　　　　
　　　　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在我读过书的中学里教历史。他教的是初中的孩子。在给孩子们布置作业的时候，他想到针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让孩子们采访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母，写出采访记录。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做了八年。积攒了几千份生动的民间历史记录。他也对我说，他事先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他的历史感也一定影响了他的学生。　　　　
　　　　真希望我小时候就能读到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读到历史知识、读懂许多道理的同时，我也能更理解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也就能从小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感觉。今天，技术发展了。不仅能够记录声音，还可以很容易地记录影像了。个人、家庭历史传承的技术手段已经不成问题。　　　　
　　　　我们缺的，就是盈满着这个故事的历史感。

第四辑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1）

　　　　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仅仅几年内就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并进行了积极的反省，但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这个政党是　　　　
　　　　“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的。但“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上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逻辑推导方式给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的结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希特勒之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惟有群体性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于是“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出现“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二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被揭示，并震惊了世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会得到足够有力的对待。　　　　
　　　　之所以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在揭示大屠杀事　　　　
　　　　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因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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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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