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不是天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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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复存在。但潜藏在家庭中的帮派意识却似乎没有彻底根除。家长们在评价孩子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意识来：
奶奶：“这孩子，到底是我们家的骨血。这个气球就是从他姥姥家带回来的，并且悄悄儿告诉我，别让他舅舅的孩子看见。”这时爷爷的表现一般是欣赏地笑笑。
姥姥：“要不人说‘外孙是狗，吃了就走’呐！任你怎么亲他都不管用。”姥爷这时可能会这样反问：“你还指望他怎样孝敬你哩？”
甚至爸爸和妈妈戏逗孩子也常常这样问：“亲爸爸还是亲妈妈？”“长大挣了钱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 除了特别机灵、特别早熟的孩子会回答“都亲”、“都给”外，一般的孩子是从爸爸妈妈中选择一方。因为大人们在很随意的对话中已给了孩子这样的暗示：爸妈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如果说这种提问给孩子带来的仅仅是困惑与无所适从的话，家庭中真正意义上的帮派带给孩子的伤害则是全方位的（既有情感的伤害、心理的伤害，又有学习动力的消解）。毋需讳言，这种伤害最严重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好多家庭中出现了“造反”和“保皇”两个派别。记得我的一位好友，她贫农出身的妈妈揭发了“历史反革命”爸爸，工作队的负责人要她在两方之间迅速作出抉择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她平日是与爸爸共同语言多，感情上更亲近，而此时妈妈却做了“弄潮人”，代表了主流……
当然时代不同了，家庭帮派团伙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成员间难以超越的是金钱的诱惑。
笔者熟识的一对农民夫妇，生有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们赚一笔教育经费，夫妇双双进城打工，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家中老人。不料，试工半年之后，女方被留了下来，做了长期工，男方却被解聘，回家继续种地。久而久之，夫妻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种田的丈夫土头土脑，越来越木讷寡言，城里的妻子却纹了眉、染了发，越来越时尚光鲜。两人由差异产生嫌隙，又由嫌隙使矛盾激化。起初是那爸爸对渐渐懂事的女儿说：“你妈妈的钱来路不明！”那妈妈也对儿子说：“俺娃长大别像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后来夫妻频频吵架，家庭中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按孩子们的称谓来划分：
第一个团伙：奶奶、爸爸、姑姑、叔叔。
第二个团伙：姥姥、姥爷、妈妈、舅舅。
两个团伙基本处于冷战状态，不直接对话，但却心照不宣，动不动就向孩子们放冷枪，彼此攻击。
女孩儿大些了，懂得爱美了。听说妈妈回了姥姥家，就欢欢喜喜跑了去，向妈妈要钱，想买副耳钉。姥姥冷不丁说：“不会问你老子要去？衔上冰块化不出水的东西（骂那老子没出息）。”
妈妈给女孩买了耳钉，女孩戴了起来，由不住想照镜子，被奶奶发现，就没好气地说：“上学的女娃打扮得这么油光鲜亮干什么？知道你那‘浪’妈就不会教好！”
学校让交班费，孩子们回家问爸爸和奶奶要钱。
爸爸说：“去城里找你妈妈要！问问她打工到底是给你们挣培养费呢，还是给你舅舅赚娶媳妇的钱？”
奶奶附和说：“她既能买得起耳钉，自然也能交得起班费！”
姑姑也插嘴说：“瞧瞧你妈穿得跟贵夫人似的，你们却像小叫花子！去城里现现眼，叫人们认识认识她是个什么东西！”
对两个帮派的失望和反抗使姐弟间增强了凝聚力，两个小人儿又组成了一个小小团伙。姐姐对弟弟说：“与其央求他们，还不如咱自己动手呢。”她俯身到弟弟耳边说：“姥姥的铺盖垛下，靠墙的死角儿就藏着钱。”于是，两人商定：姐姐望风，弟弟动手，并且拉勾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样，他们不仅交了班费，还有剩余。
当姥姥发现家中失窃，怀疑到姐弟俩头上时，那钱早就变成孩子们肚里的零食了。而且，两个孩子的嘴一个比一个硬：
“你放钱的时候告诉我们了？谁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
“家中的大活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怀疑我们两个！”
当然，最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是奶奶这一方的人，因为他们明知道孩子需要钱，有“作案动机”。但他们却不无快意地保持着沉默。事情过后，他们甚至当着孩子们的面私下议论：“且不说娃娃们没拿他家的钱，即便拿了，也没有认错门子。她妈妈打工赚钱，曾填了她娘家多少？逢年过节，姥爷舅舅，几时给过压岁钱？”
言外之意：“拿”得有理。
姐弟俩的反应是冷漠、绝情，不买任何一方的账。奶奶的饭桌上什么好吃就只捡什么吃，早晨起床不叠被、不扫地。当爸爸强迫他俩帮奶奶干家务时，弟弟捅火炉故意荡一屋子灰，姐姐一洗碗就“失手”打盘、打碗……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第二卷高三学生与电视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属于有知识储备的人。如果把这些大道理告诉孩子，他未必能注意，但陈章良的实例却能使他刻骨铭心。
孩子上了高三，有的父母就干脆不让孩子看电视，怕影响学习功课，浪费时间。这种做法既不尊重孩子的人权，又有点儿因噎废食。
那么，是不是自由放任，不加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呢？当然不是。父母的责任是要规劝、引导孩子看有价值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的、对孩子的学业和高考有帮助的电视节目。比如：电影频道不必光顾，电视连续剧不必看，因为这些东西多数消遣，价值不大，而且太长，占用时间太多。但是新闻联播就可以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这些节目都有必要看。高三学生与大学生之间只差跨过“高考”这道门槛儿，一经跨越，便是成人了，应该关注时事政治、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杰出人物、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可以从这些节目中汲取精神食粮。
比如《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它报道的是在不同领域内有杰出贡献的人，这些人的坎坷经历、超乎常人的意志都是现成的活教材，他们对孩子的激励和鞭策或许会胜过家长的千言万语。记得2002年高考前夕“东方之子”曾介绍过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先生。陈先生出生在福建的一个贫困村庄，片子中出现了他家乡的穷山恶水，出现了他的乡亲赤着双脚赶着水牛在泥水中犁田的镜头。陈章良立志要改变这种生存状况。他发奋读书，准备报考农业大学，然而没想到录取他的是海南岛的一所农学院，而且学的还是橡胶专业。现实与理想差一截距离，坚持读书，还是放弃这个机会呢？陈章良没有放弃。在众乡亲的资助下，他去了这所农学院读书。结果在这所不出名的农学院里，陈章良学出了一流的成绩。当时适逢改革开放初期，陈章良走出国门，赴美留学，又取得优异成绩。他告诫莘莘学子们的三句话，笔者至今记忆犹新：
不论你的家境怎样贫寒，你都不要放弃。
不论你喜欢不喜欢这所学校，你都不要放弃。
不论你的专业对不对口，你都不要放弃。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属于有知识储备的人。不放弃终会有成果。如果把这些大道理告诉孩子，他未必能注意，但陈章良的实例却能使他刻骨铭心。
中国女篮在亚运会上一举夺魁后，“东方之子”又介绍了女篮教练宫鲁鸣先生。宫鲁鸣原来是国家男篮的一名球员，打球讲究技巧，很有智慧，但终因1米72的个子“从巨人中走出”，离开国家队，成为国家队娘子军的教练。他以另一种方式向自己宣战，不断超越，同样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宫鲁鸣的这段经历不也很有教育意义么？
高三学生看这些节目，不仅可以收获激励，还会获得对他们跨越高考这个“槛儿”的很实用的帮助。
比如，现在的高考作文题，不限文体，给学生的自由度非常宽。但这不等于降低要求，它要求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新。这其中的创新就要体现独到处，体现个性，体现联想的力度和灵气。高三学生如果闭目塞听，整日钻在课本、复习资料中，何来联想力度呢？
在我当语文教师时，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学生一看作文题目，酝酿片刻，便洋洋洒洒，下笔千言；有的学生绞尽脑汁，没什么可写的。前者的文章往往观点明确，视野开阔，有独到的见解。后者的文章即使有明确的观点也往往是论据不充分，要不就是人云亦云的大路货。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后者看的东西少、读的东西少、知识储备不足、生活积累不丰富。
高三学生备战高考，任务重、时间紧，一般是顾不得看电视的。如果孩子是走读生，早、午、晚三顿饭在家里就餐，那么家长就不妨在吃饭时，打开新闻节目，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放松。同时，家长也可以轻松地与孩子闲聊，巴以冲突发展到什么地步，陈水扁、吕秀莲近日有什么言论。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些时事政治方面的知识熏陶。 当然，如果孩子本身就拒绝看电视，那也不必勉强。如果你希望他了解些时事政治，就摘选些（或剪辑些）报纸放在他床边，让他临睡前消遣。如果想为他写作文提供些思路，就与他讨论些社会上的热点话题，比如柯受良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驾车飞越黄河，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接着农民朱朝晖向柯受良挑战，两年之后又驾摩托飞越成功，并在壶口瀑布举行了婚礼；后来，又有某青年要骑自行车飞越……可以让孩子谈谈他对“飞黄”的看法。
探讨这一问题，必然又引出很多话题。有人会说：朱朝晖飞黄，大长农民志气。有人会说：超越极限，证明生命的价值。有人会说：黄河在断流，你们却飞来飞去，简直是对母亲河的践踏。也有人会说：中国人干什么也是一窝蜂蛮干……
如果孩子能把种种论点都想到，就夸他想像力丰富，让他选择最佳角度构思自己的文章。这样在闲聊中就有了作文训练。
总而言之，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孩子一回家你就赶紧关电视。这样如临大敌，势必造成紧张空气和两代人之间的对立。
既要顺其自然，又要尽心尽力，这就是当父母的最佳选择。
第二卷“陪读”潮中的一对母子
家长与孩子，不要互为精神上的附庸。各自多一些独立意识，看重一些个人价值，或许会杜绝这种糟糕状况的发生。
近年来，我所居住的某重点中学家属区，出租房屋成风，一时间房价大有一路飙升之势。原因是房客多，房子少。房客都是本校学生的家长，以高三学生与高考落榜后来复读的学生（俗称高四生）家长最多，他们是来陪读的。据说，有的家长在孩子上初中时就在学校附近租赁房屋，开始了陪读生涯。他们认为：一、因为孩子生活自理能力差，如果不陪，怕孩子衣食不适（尽管学校可容留学生食宿），健康受影响。二、因为青春期自制能力差，如果不陪，可能会出现行为的失控，怕他们误入歧途，走向极端。三、可以随时督促孩子的学习，成绩落下了，就及时请老师补课。
去年夏天高考过后，我的近邻就接受了这样一对母子。那母亲大约是听了邻居们的介绍，知道我的三个孩子都是研究生，并且都出了国。一次，她在小巷里截住我，问我该怎样教育孩子，神情十分恳切。因为是街头巷尾的路遇，一时说不明什么，我也就支吾过去了。不过，我知道了她的儿子是复读生。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儿子身上了。
后来，大约是儿子的功课吃了紧，她也便跟着吃了紧。常常能望见她搬运蜂窝煤、买菜、倒垃圾的忙碌的身影。 今年夏天高考过后，突然看到几个大汉开着卡车来搬运这对母子的行李。小巷里围观者甚众。我便问邻居：“那孩子考上了？”答案却颇叫人揪心：“考完最后一门，就再没有回家，失踪了。”
“那妈妈呢？”
“妈妈不见孩子回来，便也没了踪影。”
“那搬行李的是她什么人？”
“孩子的舅舅。”
在人们的一片鄃鄅声中，我才知道这位陪读的母亲经济十分拮据。原来，她的丈夫包了“二奶”，甩掉了她们母子俩。她便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她认为儿子能否考上大学，不仅关系着儿子的前程，也关系着她的后半生。她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儿子上大学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孩子若考取了大学，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问那负心汉索要供养费。而且，就如同旧戏文中所唱的一样：子贵母荣。这也就等于替她伸张了正义、昭雪了冤屈。
在这所重点高中的家属院里，教工子弟们考上重点大学的比比皆是。这么高的升学率给这位母亲在认识上又形成了误区，她满以为能进入这所重点高中补习，就等于一只脚已迈入了大学的门槛。因此，她便常给孩子加油，要孩子发愤、坚忍、咬紧牙关。
至于孩子在遭受了父母离异的打击后，心头有什么阴影，她却一无所知。
“肯定是那孩子没考好，觉得愧对母亲，离家出走了。”
“那女人或许是到五台山当了尼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