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艺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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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应二，如果要拿来归类，应当算是个怎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要依道德观念来褒贬，这人是个不值一提的角色。他读书不成，正业不务，品格也说不上。他的生计是“帮闲”：不是帮助人家做正经事，只是“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玩要”。我们今天会叫他做“寄生虫”；早几十年人家也许要叫他“冗人”，那也是很合适的称谓。要写他的具类型性的像，就写写他的奸狡自利的心理，再说说他行动的丑态，也就差不多了。
在书里，作者也没有为他隐恶。他一入场就陪着西门庆去嫖新入行的小妓女李桂姐。他和“十兄弟”中其他几位嫖客脸皮都厚得有趣；第十二回里，李桂姐讲个笑话嘲骂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吃人家的，他们就凑钱来还个东道，这个人出一钱那个人出几分，有些人还用汗巾褂子抵算，及至酒菜上来，他们做主人的却象“遮天蔽日的蝗蚋”，一下把盘子碟子扫光，散时还分别偷了娼家不少物件。不久我们又看见他去帮西门庆兄弟娶花子虚兄弟的寡妇。作者常把他和狗的形象连结起来，比如西门庆笑骂他时爱叫他做“狗材”，那些小妓女就会骂他“应花子，你不作声不会把你当哑狗卖”。他在西门家出入惯了，“熟得狗也不咬”；西门庆和女人私通，他也会闯进去说话诨闹一番，羞恶之心丝毫也没有。有时看见西门家有时新果子食物，他就跟谢希大偷一些放在袖子里带回家去。
但作者对他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尊重不尊重呢？倘使不尊重，这人物怎能这么有趣？我们都知道，一个作者瞧不起的人物总是写不好的——由于蔑视之心把创造的能源关闭了之故吧。宣传文学里的反面人物照例很肤浅，例如《水浒》里的官吏，可能非常狡诈，但人性的深度总是谈不上的。有成见的作家，一旦把人物归了类，依着政治、宗教或道德成见来褒贬之时，这人物必定变得很简单，他的行动都是预测得来的。应伯爵却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在书中不住有新奇的表现，每趟出场都使我们诧异一下，这明显表示作者不会瞧他不起。然而，作者不是明说他道德败坏的么？
解答这问题时，我们又要把本书作者和莎士比亚比较一下。我们翻开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的集注本，见到许多批评家曾聚讼多时，一些人说那个要割下人家一磅鲜肉的犹太人夏洛克是个悲剧角色，他受庸人俗子嘲笑迫害，一如莎翁的罗马大将柯利奥兰（Coriolanua）；另一些人则根据剧中情节，判断他仍是个喜剧丑角。事实大抵是这样的：莎士比亚原拟写一个典型的犹太守财奴，他贪婪、凶狠，同时又愚昧，连独生女儿都厌恶他而跟基督徒跑了。这样的角色应当让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同情他吃亏和受苦的。可是莎翁不爱把人物简化归类，也不会止步于据着成见来褒贬。一个作家如果活力充沛，对世界与人生有强烈好奇，自自然然会对世人生出各种感情，包括关怀、同情、容忍、尊重等等。莎翁尽管原拟嘲骂那犹太人一番，但写出来的夏洛克，身上却是带着这些感情的。而这些感情向来都是与悲剧的缘深而与喜剧的缘浅的，于是观众——尤其是读剧本的读者——往往怀疑这老犹太是不是悲剧角色。莎翁的另一个喜剧人物，那胖酒鬼福斯塔夫，情形也很类似。
应伯爵在书中所受到的，大体上就是这种待遇。作者是作了道德评价的，应二是一个不足为训的脚色，是个“多余的人”，“蛀虫”，没有骨头的。然而作者对他仍然能够同情与欣赏，所以能把他写得这么新鲜有趣。作者之所以能够穿过成见的桎梏来同情与欣赏，说明了他就象莎士比亚一样，有极其充沛的生命力与好奇心。
作者对应伯爵的同情，除了上面这样反证推论，也可以直接看到。比方我们说过，常人对娼家的反感，主要原因之一是妒忌；其实对帮闲的反感也如此，我们妒忌这些人不用流汗而有生计，进而猜想他们一定得到了许多我们得不到的好处，又免了许多我们身受的痛苦。作者并没有这种妒忌心，他很知道帮闲人路途上的荆棘和陷阱。我们在第三十五回看见白来创（白赉光）嘴里叫着兄弟，跑到西门庆家里，碰一鼻子的灰。往后祝念实和孙天化帮闲帮错了主子，一下子便关进牢房，要解京法办。应伯爵讲祝麻子和孙寡嘴被捕起解的事道：
“……一条铁索，都解上东京去了。到那里没个清洁回家的。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似这等苦儿，也是他受。路上这等大热天，着铁索扛着，又没盘缠……”
老应是这些人当中最机警的一个，他没有跌进陷阱里，可是帮闲的甘苦他既了解得这样深，怎能安心轻轻松松地过日子？所以，他也就象他的小对头李桂姐，常与恐惧作伴。他本是读书人，家败而沦落至此，但在当年科举制度下，他这样的命运比安忱、宋乔年那些状元进士要普通得多了。
作者的同情都是隐含着的，但当他把人的痛苦艰难写出来时，我们就看得见。比方那奶妈如意儿，在李瓶儿死后与西门庆勾搭通奸，她无论怎样卑下的事都肯做来讨好西门庆，而得了西门欢心就渐渐得意洋洋，颇为自大。后来在第七十二回，她胆敢顶撞潘金莲，于是挨了一顿毒打。潘金莲事后把这件事告诉孟玉楼，也说到如意儿的隐私：
“……那淫妇的汉子说死了，前日汉子抱着孩子，没在门口打探儿？……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谎儿成不的，她不恁撺瞒着，你家肯要她？想着一来时饿的个脸黄皮儿，寡瘦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
这一段话让我们对如意儿的淫行有些谅解，知道她是生计困难，想留在西门家，但官哥和瓶儿都死了，她只好用勾引西门庆这办法。作者讲出这可悯的处境，当然是对这淫妇有相当的同情。
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先河
我们现在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首先，作者怎样把《水浒传》里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故事修改，已经决定这小说是讽刺文学的了。在《水浒传》这本浪漫的侠义小说里，故事是一对奸夫淫妇因私通而杀害本夫，是坏人串谋杀害无辜；后来大英雄武松回家，杀了西门和金莲，是好人报仇。在《金瓶梅》里这故事变成为西门和金莲通奸，他们轻易躲过了武松报复的怒火，但躲不过自己放纵的后果，后来西门是烧死在自己的欲焰里，金莲则因欲令智昏，自投到武松的刀子上去。故事说的是两个愚人做蠢事的收场，这样的故事，明白是属于现实讽刺文学的材料。
作者处理这材料时，用的也是很成熟的讽刺笔法。讽刺的艺术在他手里发展到一个有高度技巧与表达力的地步。比方日后《红楼梦》用谐声名字（吴新登谐“无星戥”，封肃“风俗”，娇杏“侥幸”，甄英莲“真应怜”，等等），颇类费尔丁、薛列顿（Sheridan）等人所用以点出人物特性的“标签名字”（labelname），其实这种方法在《金瓶梅》里已经见到了（贾仁清谐“假人情”，游守“游手”，郝贤“好闲”，吴典恩“无点恩”，等等）。近代的批评家轻易便说《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鼻祖，实在很不应该，我们拿《金瓶梅》仔细读一下，很快就可看到，它替《外史》把路早铺得好好的了。
《儒林外史》写世人虚伪，《金瓶梅》也不断写这题材。在小说里，虚伪并不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限于一个行业、一个阶级、或者怎么样界定的一个种类，而是几乎人皆不免。在西门庆家里，每天都有不少人装假说谎，他家里的事情就是结集无数谎言而成的。小说开始不久，还未完全脱离《水浒》的架子时，西门庆娶孟玉楼那一段（在第七回），已是很有趣的例子。那时，媒婆薛嫂用金钱享受为辞说动了西门庆和孟玉楼，又考虑到玉楼前夫的母舅张龙可能为家产利益而阻梗，于是教西门庆去卑辞厚币收买了她前夫的姑姑杨姑娘；张龙果然去劝阻，他装成一副“为你好’的样子，在孟玉楼跟前把嫁给西门庆的害处大说了一番，可是玉楼已经立了心想嫁，于是一再表示“不要紧的，你老人家过虑了”，把他的话都驳回去；第二天轿子出门时，张龙改用“为小侄儿好”的态度，再来阻拦，这时孟玉楼大哭，而杨姑娘出来“说公道话”，她说玉楼的前夫也是她侄儿，小叔子也是她侄儿，她两个都疼爱的，“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并不袒谁，但主张孟玉楼应当再嫁；张龙气急了，不再说好听的道理，而用粗话骂那老太婆。老太婆也反唇相讥，在乱哄哄的臭骂当中，孟玉楼便带着箱笼私己，过门到西门庆家去了。《儒林外史》里面严贡生家产纠纷的故事，写作手法可说是这里来的。
《金瓶梅》里有个满口“之乎者也”的韩道国，为了金钱利益让妻子跟西门庆睡觉也做得出来的，但偏又爱吹牛。在第卅三回里，他妻子刚刚为了与堂房小叔子通奸，被一群妒忌的无赖子弟冲进屋里来，拿绳绑住捉将官里去了，他不晓得，还到熟人铺子里吹牛：
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仰赖列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处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教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荒（“揭汝谎”？）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而已。
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帐？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我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中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事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刚说到热闹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
那是来通报他妻子和小叔的祸事的。
象这样的段落，读起来活象在读《儒林外史》。对韩道国的讽刺，最尖刻的本是“彼此通家，再无忌惮”那几句，因为韩的老婆与西门庆通奸；但作者与吴敬梓都常常爱写到谎话拆穿，场面尴尬不堪为止。真实世界里之所以充满虚伪，是由于在真实世界里假面具多半能维持下来；《金瓶》和《外史》爱把假面具拆破，是在写“艺术世界里的公道”（Poeticjustice）。
《儒林外史》里面官场的事写得很多，因为书中人物很多是读书人，容易走上仕宦之途。《儒林外史》里的官吏，贪污枉法的虽不少，但多不是书中重要的角色；在书中详详细细叙述过的人，做傻事的尽有，骨头不够硬的尽有，但存心做坏事的情形绝不普遍。这样的写作态度，与《金瓶梅》很接近。《金瓶梅》尽管写社会上的罪恶，作者对人性的兴趣其实更大。他写出西门庆受赃枉法植党营私，是要写贪欲的面貌和影响，这一点，下面谈到西门庆的角色时还要论及。他写到别的官员做出不该做的事，读者看到的每每是人受不了压力而保不了节操的情形，象第十回中有意平反武松冤狱的东平府尹陈文昭，第十四回处理花子虚家争产事的开封府尹杨时，都是例子。这些官员都是有自尊心的人，作者几回都用“极是个清廉的官”这样的话来介绍他们。这个刻画人性的可贵传统，下传到《儒林外史》，可惜没有再传下去。后继《外史》的是一些讲“现形”、“怪现象”的官场黑幕小说，作小说的人带到无限的道德优越感嘲骂这些官吏，对探究人性已没有什么兴趣了。
宋惠莲
《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可说的地方还很多。首先是深度。
讽刺文学的通病是肤浅。似乎作者的嘴巴嬉笑久了就很难再合拢来，或者是怒骂惯了，想讲些客观公正的话都不好意思，弄得没法再正经，亦不能认真了。钱钟书的《围城》是个例子，故事本来写得很风趣，可是久而久之读者觉得作者轻薄，也嫌书欠缺深度。优越感在文学上是一把两边都会割伤的双刃刀子，带这种感觉写出，让读者带着这种感觉来欣赏的作品，到头来难免显得浅陋。写讽刺文字的人，嘲讥攻击他人之时往往自由得很，可以很任性——尤其是当受到攻击的对象不是当代的人，或者不是个人而是一整个抽象的阶级，反击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但写出的东西流于浅薄，这种惩罚他逃不了。
《金瓶梅》所以了不起，是作者嘲讽尽管嘲讽，但并不因之失去同情心，而且对人生始终有很尊重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且用第廿二回开始的宋惠莲故事解说一下。
宋惠莲是个穷人家女儿，父亲是卖棺材的。她长得很俏丽，人又聪明伶俐。家里最初把她卖去当婢女，后来她嫁了个厨役蒋聪，又随随便便的和西门庆的家仆来旺勾搭上了。到蒋聪和伙计打斗身死，她请来旺转求西门庆之助，捕凶手报了夫仇，然后嫁了来旺，来到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