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综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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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成熟的人类学并没有提出怀疑马克斯·韦 伯（ Max
Weber ）的理由，韦伯的结论是：更基 本的宗教是为了尘世间的长寿、田地和食物的丰富、避免生理灾害、击败敌人而寻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教派之间的竞争中，群体选择的形式也起作用。那些得到追随者的教派就能生存下去；那些得不到追随者的就会失败。其结果是，宗教也象其他的人类设施一样，为了其参与者的进一步幸福而演化着。由于人口统计学的结果可用于整个群体，因此可以通过利他主义和以他人的一定利益为代价的剥削而部分地得到这种结果。二者择一，它可以作为一般地增长着的个体适应而出现。从社会的角度看，其结果在更暴虐的宗教和更仁慈的宗教之间。所有的宗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暴虐的，特别是由酋长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当社会竞争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强烈，因为宗教可以有效地用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
宗教持久的荒谬在于，它有如此之多可以证明是虚假的要旨，然而却能在所有的社会中保持着活力。人们宁愿相信而不愿了解，正如尼采所说，宁愿把虚空作为目的，也不愿没有目的。世纪之初，迪尔凯姆拒绝了那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力量真能从 “一套虚幻”中得到解脱。从那时以来，社会科学家们就寻找信仰的心理学罗塞达碑，它可能澄清宗教推论的更深的真理。在这个课题深刻的分析 中，拉帕波尔特（ Rappaport ） 1971 年提出，实质 上所有的宗教神圣典礼形式都服务于交流的目的。除了把社团的道德价值制度化外，典礼还可以提供有关部落和家族的力量与财产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中，在战争中没有充当头领而指挥联盟的人，一群人举行一个舞蹈仪式，男人以他们是否参加舞蹈来表明他们支持军事的意愿。根据人头数量就能精确确定联合的力量。在更先进的社会军事检阅中，由国教的设施或仪式来修饰，其实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宗教仪式也调整一些关系以避免模糊不清。这种交流模式的最好范例是转变仪式。一个男孩在成熟的时候，他从孩子到男人的转变过程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是非常缓慢的。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反应和声音似乎是成年人的，可是行为象孩子。社会难以给他身份鉴定。转变仪式就用武断的变化分类来去除这种模糊不清。同样这种仪式还可以巩固青年人与接收他的成年团体的关系。
把一个程序或一个陈述神圣化，就是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暗示任何敢于与之相抵触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中转来的东西就成了神圣的，而在错误的环境中简单地重复它就是犯罪。这种极端的证明形式，是一切宗教的中心，它所承认的实践和教义为群体最为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个人被考验词、特殊习俗、神圣的舞蹈和音乐所镇服，这种音乐如此精确地与他的情绪中心所契合，以致他产生了“宗教的经验”。他准备重新维护他的部落与家族的联盟、行施博爱、贡献他的生命、出发去打猎、参加战斗、为上帝和国家而死。“上帝与我们同在”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呼叫。上帝需要它，但是部落总的达尔文主义适应是最根本的受益者。
亨利·伯格森（ Henri Bergson ）首次定义了 第二种导致道德和宗教形式化的力量。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假如每个家庭制定出自己的行为规则，结果将是无法忍受的大量传统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混乱。为了抵制自私行为和高等智力的“分解能力”，每个社会必须为自己制定法律。在广泛的限制之内，实质上任何习俗都能比根本没有限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任意的法典著作和组织，倾向于没有效力并易于被不必要的偏私所损坏。正如拉帕波尔特所简明地表述的那样：“神圣化把武断变为必要，那些武断的规章手法多半是被神圣化了的。”这个过程引起了批评，在更加文明和更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家和革命家打算改变这种体制。改革会受到镇压，因为大多人都认为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和神圣化的规则是没有问题的，不同意这些规则就是渎神行为。
这把我们带到可灌输性进化的生物学问题本质。人类荒诞地易于受灌输——他们寻求灌输。如果我们为此论点假定可灌输性在进化，那么自然选择在什么水平发生？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群体是选择的单位。当一致性太弱的时候，群体就灭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成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较好的处境并成倍发展自己。但是他的崛起和盛行加速了社会的脆弱性，促进了社会的灭绝。保留着较一致基因的较高频率的社会取代那些灭绝了的社会，这样，在社会的多重群体中提高总的基因频率。如果多重群体（例如部落复合体）正在扩大它的范围，基因的传播就会更加迅速。这个过程的规范模型表明，如果社会灭绝率高到足以与压制个体选择的强度有关，利他主义基因可以提高到适当高的水平上。这种基因可能有利于灌输性，即使以服从的个体为代价。例如，在战斗中冒死亡风险的意愿能以那些允许致命的军事原理的基因为代价而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群体选择的假说足以解释可灌输性。
解释竞争，个体水平的假说同样是足够的。它表述了使自己一致地以最小的花费和危险来享受群体成员的利益这样一种个体能力。尽管他们的自私对手可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但是从长远观点看通过排斥和压抑得来的利益会丧失。一致主义者行施利他主义行为，也会在冒着生命危险的范围之内，这并不是因为群体水平被选择出来的自我否定基因，而是因为群体偶然能得到可灌输性的利益，而在另外的场合，这又有利于个体。
两种假说不是相互排斥的。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可以相互加强。如果战争需要斯巴达式的优点，并死去某些勇士，那么胜利则能更加充分地补偿生存者的生殖能力和机会。一般个体将赢得范围广泛的适应策略，使得冒险有利，因为参与者的全部努力给一般成员以更多的补偿性优越条件。
9…7 伦理学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共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暂时把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并使之生物学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目前，这个课题由几种古怪的连续的概念所组成。首先是伦理直觉主义，它相信精神对真正的正确和错误具有一种直接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逻辑形式化，还可以表现为社会活动的规则。西方世俗思想的最纯的指导戒律是社会契约理论，如同洛克、卢梭和康德所 系统阐述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约翰 。 罗尔斯（ J0hn
Rawls ）把这种戒律重新编织成一种社会 哲学体制。他的规则是，正义不仅应当是政府体制的总体，而且应当是初始契约的目标。那些自由和理智的人会选择罗尔斯称作“公平的正义”的原则，如果他们是利益相同的联盟，并想定义这个联盟的根本准则的话。评价后来的规律和行为的恰当性，有必要检查他们无可争议的起始位置的一致性。社会机构形式的弱点是它依赖于大脑的情绪判断，然而那个器管象只黑箱。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对于脱离肉体的精神来说，公平的正义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个概念对于人类绝不是解释性和预测性的。因而，它不考虑其结论严格实行的最终生态和遗传后果。也许对于一千年来说解释和预测是不必要的。但这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基因型及其在其中演化的生态系统来自极端的不公正。无论哪种情形，伦理判断的神经机构的充分探索都是合乎需要的，并且已经在进展之中了。这种努力之一构成了概念化的第二个模式，可以称之为伦理行为主义。它基于如下的命题，即道德上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是学习得来的，有效条件作用是主要的机制。换言之，孩子们只是使社会的行为模式内在化而已。与 此理论相对立的是伦理行为的发育遗传概念。 6…8 节提到， 1969 年，卡尔伯格（ Kohlberg ）对此观 点作了说明。他的观点是结构主义的。皮亚杰 （ Piaget ）曾用“发生认识论”来表述，而科尔伯格 用“认识——发育”来标鉴一般概念。然而，结果将与广义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相结合。。分析尚未涉及基本规则中的可塑性问题，尚未测量内在文化的差异，因此遗传性也就无从评价。伦理行为主义和发育遗传分析的流行观点之间的差别是，前看没有证据假定了一种机制（作用条件），后者提供了证据但没有推测机制。在这一差异背后并没有重大的概念困难。道德发育的研究只是遗传差异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随着资料的增加，可以期望两种倾向合并起来在遗传学中形成一种可认识的课题。
然而，即使问题明天就得到了解决，也还会忽略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伦理学的遗传进化。”伦理哲学家们在直觉判断道德的道义规则时要请教他 们自己的下丘脑 … 边缘复合系统的情绪中心。这一 点对发育学家也是真实的，即使他们处于最客观的状态也是如此。只有把情绪中心的活动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才能解释这些规则的意义。有些活动看来过时了，这是对最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遗迹。有些则还是初生态，是对农业和城市生活新的快速变化的适应，其他因素还将增加混乱。在单方面的范因内，群体中群体选择所确立的利他主义基因将遭到个体选择所青睐的等位基因的对抗。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冲突倾向于在群体中广泛传播，因为当前的理论预测认为，基因会在一种平衡的多态现象中得到最佳维持。道德矛盾心理将被环境所加强，比起把单一的道德法典无差别地用于所有性 别 … 年龄群组来，一个以性别和年龄为转移的伦理 学一览表能显示更高的遗传适应性。例如，对于小孩子来说，自我中心更具有选择利益，因而相对他讲不愿作利他主义的事。相似地，青少年在其同性别的同辈人中的团结更为紧密，因此对同辈人认可通 常更加敏感。遗传所决定的性别、亲 … 子冲突（特里 弗斯模型所预言的那种）也倾向于加强道德义务的种类和程度方面的年龄差异。最后，群体生长早期阶段的个体道德标准会在许多细节上与重叠群体期间的个体道德标准不同。超密群体在遗传上的伦理行为将与其他的群体不同。
如果这种遗传的道德多样性理论中有任何真理成份的话，那么，对伦理学来说，需要一种进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没有单独一套道德标准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类群体，更不必说应用于群体之内的所有性 别 … 年龄阶层了。因此强求统一的法典无异于制造 复杂的、无法处理的道德困境——当然，这些是目前的人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9…8 美学
艺术的冲动决不限于人类。有些非人类灵长动 物也具有绘图作画的能力。 1962 年，德斯蒙德·莫里斯研究“艺术的生物学”这个课题时，有 32 个灵长类动物都能绘画，其中有 23 只黑猩猩， 2 只大猩猩， 3 只猩猩， 4 只南美卷尾猴。它们利用绘图 设备的干劲极大，根本用不着人去督促。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对这项活动十分着迷，以至它们宁可不要吃东西，有时因为停下来而大发雷霆。其中有两 只黑猩猩特别高产，“阿尔法”了 200 多张画，而 著名的“康果”简直堪称猿类的毕加索，它画了近 400 张画。尽管大多数的画都是乱涂的，但是整个 模式远不是随机的。其中有线条、污迹、扇形，甚至完整的圆形。它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得到任何多于必要设备的东西。事实上，诱导模仿而试图指导动物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黑猩猩的艺术才能可能是它们利用工具行为的一种很好的特殊证明。许多物种都表现出十几种技术，这些技术需要身体技巧。通过实践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提高，至少有一些作为传统一代代沿习了下来。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艺术的起源。正如沃什伯思 （ Washburn ） 1970 年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 99 ％以上都是在狩猎 … 采集社会形态中渡过的，在这段 时间内，每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工具。评价制作的形式和技巧对于生存是必要的，可能评价本身也带来了社会认可。形式和技巧的成功都能带来更大的遗传适应。如果黑猩猩能达到基本的图解阶段，那就不难想象原始人能进展到表达性图画的程度。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就会迅速过渡到在同情性的巫术和仪式中运用艺术。此后艺术在文化和精神能力的发展中可能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最后，书写语言的独特表达形式出现了。
音乐也是由某些动物产生的。人类认为鸟类精妙的求偶与领土歌声是美好的，可能最后也就跟鸟学起来了。歌唱和舞蹈把人们聚集成群，指引人们的情绪，为他们从事活动作好精神准备。黑猩猩的狂欢表演非常象人类的庆典活动。它们在轰闹的运动中奔突、跳跃，扯下树枝，来来回回高声呼叫。这些活动至少有助于在共同的感情基础上把群体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可能近似于最早的人类庆典活动。然而，在此后的人类进化中出现了根本的差异。人类的音乐已从偶像代表中解放出来。音乐包含了无限的、任意的信号。它运用了表达法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的基本功能和语法差不多。
9…9 领土性与部落主义
人类学家经常忽视了作为一般人类属性的领土行为。当从动物学那里借来这一现象的最狭义概念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动物对其邻居的反应态度很不相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行为尺度。有时动物具有公开的敌意，尤其是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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