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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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马歇尔在 1885年还不曾抱有1870年代初“三位一体”使经济学发生革命的想法。他开始对效用思想作深入研究并将它更严密地同他的经济分析工具联结起来，是1885年到1890年的事。这期间他首次获得剑桥大学的讲席；当时杰文斯去世不久，马歇尔在写他的《原理》。从1871年到他1885年来到剑桥，边际效用思想在他的著作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中不起重要作用，只是在1890年问世的（原理）中边际效用才成为他的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Ⅴ
所有的证据表明，马歇尔在1891年前很少注意到边际效用，那么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史家有时还把马歇尔列为边际效用思想的独立发现者之一呢？第一次提出这种论断的是潘达里奥尼，他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的《理论》之前已经在剑桥讲授边际效用理论了。他没有指明这一说法的来源。他可能是从福克斯威尔与杰文斯通信（1886年公诸于世）中得出上述看法的。
在马歇尔1869…1871年的学生中，惟有福克斯威尔对马歇尔这期间的讲演进行过评论。对杰文斯的评论导致了以为马歇尔独立首创了边际效用的印象，虽然他没有公开要求把马歇尔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先驱者。不过，1874年底或1875年初福克斯威尔可能根据这个思路给杰文斯写过什么（他认识杰文斯）。杰文斯在1875年2月7日的复信中曾对福克斯威尔告诉他“剑桥近来哲学问题上的观点”表示感谢，并说：“我不了解马歇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数学理论已有了如此长期的考虑，而令人遗憾的是，延搁了这么久发表出来”。这句话虽未说到“效用”，但下面一句却暗示他说的可能就是效用：“我力主我的效用概念是正确的，而且是为数学理论奠定基础的惟一健全的途径。”
大约5年后福克斯威尔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而杰文斯在1879年11月14日的复信中作了更详细的回答，甚至带有几分恼怒。杰文斯说：“至于马歇尔的优先权，我一点也不想提出疑问，既无此愿望，也无什么根据。一方面，你看来忘记了我的理论的各个基本点早在1862年已充分表达出来了，那是在不列颠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设想马歇尔看过我这篇简论的任何发表的报告，不过，当然，另一方面，在我1871年的著作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借用任何东西。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确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诸如戈森、古尔诺、杜皮特等人早期的著作。”
福克斯威尔提到，杰文斯的《理论》和“马歇尔的讲授（先前已恢复和扩大了古尔诺的思想）”对英国经济理论发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但是，恢复和扩大古尔诺的思想完全不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思想。
Ⅵ
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已经在其分析中运用了边际效用观点的另一个来源，无疑是凯恩斯写的杰文斯传记，而凯恩斯又是（在某些方面）依据他的同事福克斯威尔的说法，此人当时仍健在并有活动。凯恩斯在这篇传记中实际上并没有断定马歇尔1871年前用过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也没有冲淡这种印象。例如，帕森斯说：“凯恩斯告诉我们，马歇尔是边际效用原理的独立发现者”，他还引用了《马歇尔纪念文集》第23页的话作为证明。这一页显示出凯恩斯仅仅暗示马歇尔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实际上最强烈暗示马歇尔优先权的段落是在前面两页。凯恩斯在这里说：“到1871年他（马歇尔）沿着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向学生详细讲解了这一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基础。在那一年出现了杰文斯的作为独立工作成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马歇尔来说，杰文斯这本书的问世必定是一件有点令人失望的事。因为它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而且在马歇尔看来，杰文斯还没有给予适当和正确的陈述。但它却给了杰文斯有关‘边际的’（或如杰文斯所说‘最后的’）效用思想的首创权。马歇尔对优先权的说法是极有保留的。他对杰文斯的无可争议的要求听之任之，同时却间接地但又是相当明确和肯定地指出，他自己的著作很少或完全没有借重杰文斯。”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并没有说到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研究过边际效用。第一句话中的“这条路线”和第二句话中的“新思想”所涉及的可能是马歇尔对图解法的应用。而所谓杰文斯《理论》“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则可能是指效用以外的其他东西。这段话的最后提到了效用，并提到了马歇尔的要求，但他对此未于置评。
凯恩斯1936年向皇家统计学会宣读的《W．S．杰文斯》的论文再次谈到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凯恩斯说杰文斯的《理论》“在1871年并非是惟一首创的，尽管它在1862年已经形成了……”这是因为可以设想的理由：“有一些经济学家（著名的有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1871年正在草拟带有x和y，△和D的方程式。”不过，凯恩斯还是赞誉杰文斯的“第一篇论文以一种最终的形式表述了基于主观估价的价值理论。”凯恩斯认为马歇尔对杰文斯的《理论》的评论是“不冷不热和嫉妒的”，还认为马歇尔在《原理》中是带着“几分嫉妒谈及杰文斯的”。在考察了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之后，凯恩斯对马歇尔关于独立发现的要求既未表赞成也未表反对。他说：“的确，认为杰文斯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重了什么，这是荒谬的。不过，在往后十多年（1879年后）期间……‘马歇尔在1869年的演讲中提出的东西’在别人的著述中还是一种禁忌。在后来的岁月中，马歇尔对他对杰文斯缺乏起码的同情、评价有欠公允感到有些不安。
在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论文发表之后进行的讨论中，皇家统计协会的一些成员注意到杰文斯和马歇尔的关系问题。杰文斯之子说：“凯恩斯先生非常公平地论及马歇尔和我父亲的关系”。但是他又指出他对凯恩斯的一个观点不敢“苟同”。他拒绝了凯恩斯关于他父亲和马歇尔走在一条路上的说法，他说他父亲属于起自边沁、中经西尼尔的“心理经济学派”，而马歇尔则继承了穆勒的观点，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
Ⅶ
马歇尔本人认为他自己首创了边际效用思想，并公开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也仅此而已。即使在他对杰文斯《理论》的评价中，马歇尔也是想让读者相信，当他介绍边际效用问题（他称之为“熟悉的真理”）时，他已经懂得边际效用了。马歇尔在《原理》第一版说，他借用了杜能的“最终的”一词，不过他“逐渐相信边际这个词更好”。这种说法让人难以置信，第一，杜能根本没有用过与“边际的”同义的德文字。一定有人提请马歇尔注意这个错误，马歇尔在《原理》第二版才予以纠正，而且作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边际的’增量一词同杜能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我就受到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他接着又抱歉地指出“第一版的这个脚注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即‘边际增量’这个词和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杜能”。第二，《原理》第一版的上述说法同下述事实也不符合，即马歇尔在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中曾称“最后的效用”是一个“巧妙的措辞”，这至少意味着他在一段时间里并无惋惜地坚持采用了杰文斯的表述。在这个争论点上，马歇尔的记忆力不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给他帮什么忙。
《原理》再版还有一个说法可能被解释为马歇尔要求承认他以前已经使用过边际效用的概念。在谈到消费者租金（这同他首次运用边际效用思想有关）时，马歇尔说：“消费者租金概念是本作者在古尔诺、杜能和边沁的影响下，经由研究供给和需求的数学方面而提出来的”。《原理》第三版（1895年）保留着这句话，但第四版（1898年）删去了。假如这是一种要求的话，则马歇尔所依据的仅仅是对2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缺乏事实的证明）的回忆。他显然不应基于对久远时期的回忆来推定思想起源上的优先权。
所有上述要求都可不予考虑，尽管它不是无意的；马歇尔在通信中以不同的措辞再次重申他在1869年讲授过边际效用理论，他1883年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说：“不能说我接受了杰文斯的‘最后效用’学说，我在他的书问世之前已在剑桥公开讲授过它，不过我用的是另一个名词：‘终点使用价值’。在古尔诺的指引下我已预见到了杰文斯著作的所有基本点，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他。因为我想对我的学说的实践方面进一步加工，所以我没有急于发表它。”马歇尔在这里直率地表露了他在公开场合从未提出的要求，但我们对马歇尔的记忆力，特别是对他记得曾用“终点的”或“终点使用价值”代替“最后效用程度”，我们该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特别是因为杰文斯在《理论》中使用“最终的”这个词是用来解释“最后程度”的。杰文斯说：“我可以说，这种不同的价值感情也许同最后效用程度是一致的。亚当·斯密常说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商品对我们的总效用，他所说的交换价值则可解释为‘终点效用’，即我们或其他人想占有更多剩余的欲望。”马歇尔本人根本没有用过“终点使用价值”或“终点效用”这些词，任何时候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用过。在1872年评杰文斯《理论》的文章中，马歇尔用的是打引号的“最终效用程度”。在《国内价值纯理论》和《工业经济学》中他的说法简化为“最后效用”；在《原理》初版中也是如此；他还把它同“边际效用”一起使用。
在同其他人的通信中，马歇尔常常提起他同杰文斯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如他同瓦尔拉斯的上述信件说得那样直截了当。例如，马歇尔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说，他是“从杜能的Grenze（界限、限度）得到‘边际的’一词”，而且他“可能在1869年或1870年”即已读过杜能的书。马歇尔可能正确地回忆起30多年前的某一时间读过某一本书，但他不可能正确地把他使用“边际的”一词归功于杜能的Grenze，理由已如上述。他似乎忘记了早些时候他对这一错误说法的更正。马歇尔在1908年给克拉克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在1867－1870年间已经完成，杰文斯的著作一出版，我就看出了他同我的观点的异同”。马歇尔对这里所说的“效用”末加解释，但无疑是想暗示他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方面也是有份的。
差不多在致信克拉克的同时，马歇尔对科尔松说了同样有趣的话：“杰文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于1871年问世前，我已经以数学（虽然不是以英文）制定了我现在体系的基本框架。我的数学注释XXI涉及我的概念；但是前面的大部分注释（特别是注释XIV－XX）实际上是几乎同时引申出来的。”注释XIV－XXI在《原理》各卷中差别不大，但是都没有论及效用；它们所提供的是供求分析的框架（就像他的《国内价值纯理论》一样），而没有分析效用。马歇尔论及效用问题的注释是在他特别提请科尔松注意的那些注释之前。
马歇尔于1896－1900年间给塞利格曼的信件大体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效用问题也只是经由与有关论题相关的暗示才提出来。在否认他的著作和弗列明·詹金的著作之间的联系方面，马歇尔1896年4月6日对塞利格曼说：“下述一点无关紧要，但确是事实：我仅仅借重于古尔诺，而不是詹金或杜皮特。他在爱丁堡宣读他的论文的前一二年，我已在我的讲授中提出了我的理论的主体；而在他宣读论文之后不久，我即在剑桥宣读了一篇论文，我在该文提出了我在论垄断的那一章出现的曲线。”马歇尔在这里对他早先提及的早期讲义作了同样的说明，但也没有特别提到效用。刚才提到的“在剑桥宣读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效用，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用数学方法（特别是图解法）来表述的供求价格分析。马歇尔可能从詹金的上述两篇早期论文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后者均未运用效用。马歇尔对詹金的经济著述早就熟悉了，在他1872年评论杰文斯的《理论》时已经提到了他。
马歇尔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关于其早期讲义的说法（1900年4月23日）。在谈到他的《国外贸易纯理论》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马歇尔说：“它们的主体，早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在我早期的讲义中提出来了。”马歇尔于同年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出，他在1871年前已经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虽然像过去一样他在这里小心翼翼地回避直接涉及优先权或效用。很可能塞利格曼要马歇尔评论一本书，所以马歇尔说：“我一直不习惯写评论，我生平只写过一篇评论即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那是在该书初版问世之际；我所以要写，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对该书的课题作过系统研究。”也许这有助于说明马歇尔在1871年前的整个时期没有写什么东西；而他1890年前的全部著述讲到效用的只有三次：一次是评论杰文斯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