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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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枷胧芳宜枋龅囊庖迳希�1880年代中期以前也没有人对这个革命的各种事件提出一种正式的说法。等到经济思想史家普遍接受这种正式说法时，又一个20年过去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一种思想的形成和扩展是多么缓慢。
现在我们就来追踪一下边际效用学派历史正式说法的缓慢发展过程。研究这个历史的第一步是对先驱者的探索。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曾列出一些著作家，对这些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过谢意。第二步是更困难的。它包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大约同时发表了边际效用问题的著作。这一步要求认识到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写的这三本书确是存在的，他们研究了基本相同的课题等等。这并不像现在所想的那样简单。方法和用语上的差异，同时了解国际文献的经济学家为数甚少，使得在1871年后的15年间没有人认识到用不同语言撰写的这些著作的相似性。杰文斯就是一例。尽管他对边际效用的著作目录抱有强烈兴趣，尽管他同经济学界有许多联系，可是直到他于1882年去世，也不知道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写的一本关于效用问题的著作同他自己的《理论》如此相近，以致经济思想史家们把门格尔的名字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
里昂·瓦尔拉斯第一次公开地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在1886年的《货币论》中。其他人看到这种关联，就所有的主要语言来说，是在1886年之后和1890年之前。但是迟至1885年4月瓦尔拉斯在其戈森研究中也把戈森的思想同杰文斯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没有提到门格尔。瓦尔拉斯于1874年经J．A．布鲁尔介绍与杰文斯开始联系，布鲁尔还于1883年介绍瓦尔拉斯同门格尔相识，但是，瓦尔拉斯评价门格尔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奥地利，公开承认上述三人同时发现边际效用价值论并不更快些。门格尔与布鲁尔早有通信联系，后者又把他介绍给瓦尔拉斯；他随后与瓦尔拉斯也有了通信往来。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就是三位一体中的一员，直到瓦尔拉斯送他一本《货币论》，他才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本书包含着对他们三人观点的类似性的首次公开表述。瓦尔拉斯在1887年给门格尔的一封信中也说：“我们好几个人（杰文斯，您和我）分别获得了同一观念。”门格尔显然传布了这个说法。1887年埃米尔·萨克斯把瓦尔拉斯·杰文斯同门格尔联系起来，这是德文文献中的首次表述。他在该文中还要求注意到戈森，而且列举了皮尔逊和庞巴维克作为追随者。翌年，维色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边际效用历史。而在仅仅4年前即1884年，维色还只是引述了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极为重要的论文中，没有把瓦尔拉斯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独立发现者，而这才是他的实际地位。奥地利人早已知道杰文斯和门格尔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也应当知道杰文斯已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同瓦尔拉斯的思想视为一致，因而他们应当得出门格尔与瓦尔拉斯也有许多共同点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基本上写的是相同的东西这一思想何时传入英国，我们尚不能非常肯定地予以确定。所有三人都出现在杰文斯《理论》第3版（1888年）中。威斯蒂德在其《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序言中，曾对边际效用的发展提出一种标准的出色的说明，当然也包括承认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观点的类似性。1890年马歇尔在其《原理》中承认了这种类似性；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边际效用史（在一个脚注中），列举了先驱者，并以列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而告。当然，我们知道，杰文斯（死于1882年8月）不曾知道门格尔的《原理》。很久以后（1888年），詹姆士·鲍纳在为《经济学季刊》所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价值观点”中谈到了杰文斯与奥地利人的联系，但没有提到瓦尔拉斯。
Ⅳ
一旦经济学家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有着显然类似的论题，他们观点的独立性问题就提出来了。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困难的。当杰文斯就他的优先权要求与瓦尔拉斯交换意见时，瓦尔拉斯随即承认杰文斯的著作完全是独立的。反过来，杰文斯也承认瓦尔拉斯独立地发挥了他自己的理论。当然，杰文斯不知道门格尔的《原理》，自然也就没有判断其优先权。而当瓦尔拉斯得悉他的奥地利同行的思想时，他显然认可《原理》是对边际效用论的完全独立的研究。门格尔没有公开承认其他两人的著作；实际上他在任何出版物中也难得提到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名字。原因之一在于，比其他两人长寿的门格尔在其生前最后30年间在经济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独立发现边际效用方面的地位保持沉默看作是赞同他们的优先权要求。或者也许门格尔的门徒（维色）已经十分郑重地说到了他支持他们的优先权。总之，在1890年，三位奠基人或他们的门徒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达到的结果是类似的，但他们是彼此独立的。
确实，读一下他们的著作便会排除掉以为他们缺乏独创性的任何想法。他们在结构和表述细节上的大的差别对任何人来说都表明，这些著作彼此没有发生影响：不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差别有多大，都没有防碍当时的所有著作家以为此人一定照抄了其他人的思想。出版日期上的不同以及这些著作研究的是同一课题这一现象，曾使M．潘达尼奥里责备门格尔有抄袭之嫌。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发现了大量的相反的证据，使潘达尼奥里相信他自己判断有误，从而放弃了他的指责。令人吃惊的是，三位奠基人即使在认识到他们的类似之后彼此之间也极少注意。实际上，三人之中无一人考虑过自己同其他两人在理论上的分歧。杰文斯在《理论》第2版中没有引用瓦尔拉斯任何观点；在正文中末提及瓦尔拉斯的名字，只在“绪论”中谈到他，在著作目录（作为附录）中提到他。瓦尔拉斯在其《纲要》第2版中没有作什么改变以便包括对杰文斯和门格尔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任何评论。门格尔没有再出版他的《原理》，他在别处也没有考察他自己同边际效用论的其他两位革新者之间的任何差别。
Ⅴ
在1870年到1890年间出版的所有经济思想通史著作中，只有一本提到过边际效用，这就是约翰·克尔斯·英格拉姆在这个时期之末发表的历史著作。他只把杰文斯同效用相联系，没有注意到门格尔，提到瓦尔拉斯和戈森也只是把他们作为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他在首次发表的历史著作中写道：
他的（杰文斯的）“最后效用”概念是机巧的。但是，它充其量不过是表述同质商品的价格概念的一种方式，表示承认由无穷小增量所带来的增加。指望用这种办法把经济理论置于数学方法的支配之下是徒劳的。经过上百页的数学论证，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103页）一种所谓“精细的计算”（《双周评论》，1876年11月，第617页），据说，“整个交换理论和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基石”就在这种计算之中。它表示为这样一个命题：“任何二商品的交换率，将是消费者在交换完成后所得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比率的倒数。”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个完全形而上学的名词即效用的范围内，便不能证实和理解上述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数量上去估计最后的（或任何别的）效用的心理感受。但如果我们把它译作实际生活的语言，用一个人为得到某物的效用而付出的东西来衡量该物对他的“效用”，则这个命题立刻就显示是真的。因为杰文斯称作“最后效用”的东西不过是每单位量的价格，所以上述命题所表示的是：在一个交换行为中，付出的某商品量与其单价（以第三物来估价）的乘积等于所获得的商品的相应乘积一这个真理显然不需应用高深的数学即可发现。
我们全文引证了英格拉姆的这段话，因为它是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对边际效用的最初评价。对英格拉姆这位厌弃演绎法而宣扬历史方法优越性的人来说，上述论述完全是非历史的和演绎的。
1870年和1890年间只有另外两本经济思想史提到过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名字，但他们都没有把这3人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人同边际效用联系起来。这时期发表的许多其他历史著作连这一点暗示都没有。下列作者完全忽略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欧根·杜林，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梯，亨利希·库茨，莫瑞茨·迈伊尔，夏尔·佩林，H。艾森哈特，古斯塔夫·科恩。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附录 1890年前后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的描述
Ⅰ
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间，没有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作过完整的论述。莫里斯·布洛克的《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科学的演进》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讨论散见于两卷各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没提到瓦尔拉斯；不过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书在经济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最充分的论述。类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时候问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从亚当·斯密到阿诺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书是简史且限于英国。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L．科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和H．D．麦克劳德的《经济学史》，并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宝贵的思想，因而只给了它少许论述。还有一本历史著作几乎没提边际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间问世的历史著作再无提及边际效用论者，如果说其中哪一本谈到过边际效用学派的3位奠基人的话，也只是把他们同数理经济学或历史方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加进边际效用学派在1909年前进展甚少的话，至少专家们在这个时期对该学派先驱者的了解有了增进。奥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纪的先驱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运用。阿尔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尔·伯努里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从拉丁语译成德文，同时鲁德维格·费克撰写了一篇历史导论。阿瑟·鲁宾探讨了把杜能算作先驱者的可能性。不过，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应数E．R．A．塞利格曼对W．F．劳埃德著作的发现。塞利格曼高度赞扬了劳埃德：“对许多人来说，得知下述情况将是令人惊奇的：边际效用理论最早是一个英国人的发现；劳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再发现一代人以上，就已经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理论。”在作出这一杰出的发现的同时，塞利格曼还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进效用的阵营：约翰·克雷格，爱德华·罗杰斯，萨缪尔·贝利，查尔斯·弗朗西斯·科特里尔，芒梯福特·朗菲尔德，伊萨克·巴特。塞利格曼的发现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再说奥地利价值论”。这个时期出现了价值理论的专题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对边际效用标准历史的很好的阐述。欧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长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学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其价值学说史中对边际效用论作了相当好的论述，他们是鲁道夫·考拉，鲁约·布伦坦诺，和伯纳德·罗斯特。但他们对边际效用学派的讨论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此外，经济学辞典中也出现了对学派的历史解说。
Ⅱ
1909年以后，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故事完全地并入经济思想通史；它以及随后出现的论述边际效用论发展的某个部分的专史，包含着两个基本成就。
最早采纳先驱者、革命和后继者这一标准说法的荣誉，为以下三部经济思想史所分享：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的《经济理论史》（1909年），里威斯·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11年），和奥斯纳·斯潘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911年）。促使他们介绍边际效用的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是出于弥补1871年后逐年扩大而至今已几近消失的分歧，同时也保全了历史学派的说法。特殊地说，季德对杰文斯早有兴趣，从而使他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维也纳，他是不能回避边际分析的；汉尼对美国经济学家中已时新流行的思潮一定抱有强烈兴趣。这三本书长期畅销不衰，发生了广泛影响。所有其他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们竞争。它们已经指明了道路，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著作都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头的有11部。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间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篇幅和影响较小的书问世，它们在1950年前已经绝版缺售。一些简史著作包含着对边际效用史的恰当和标准的说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说明），但它们中的大部分解说是不完整和不详尽的。
上述11部主要著作遵循标准的说法对边际效用学派作了实质性的叙述。如果是按编年方式来写学说史，则边际效用问题通常被置于著作之末。实际上，这些历史书读起来仿佛只是在古典衰落到今天之间插进了一段同历史方法和社会主义的越轨的短暂调情以及对边际效用的领受。
当然，这11位作者在处理边际效用学派方面也表现出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别。布克着重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