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民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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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
张博树
本文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在国内学术用语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则多用“政治多极化”指称之。笔者以为，“政治多极化”概念的逻辑前提是对现存主权国家框架的非批判性认可，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个主权国家框架本身及其蕴含的原则恰恰是已经被置疑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鉴于此，我将引入“全球治理”这个近年来国际学界常用的术语，并赋予其更严格的哲学人类学含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全球治理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观，它的价值预设包含着对已经存在400年之久，既大大推进了文明世界的发展、又造成了当代文明诸多问题的主权国家原则的扬弃。
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也是在现存主权国家框架内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大国（既拥有灿烂而漫长的前现代文明史，又曾在近代遭受列强欺侮），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民族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那么，在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新的人类文明观的界定是站得住脚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内政”政策又当作何调整？本文愿意就回答这些问题作出尝试。
一、全球治理：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略）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与有限性（略）
三、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略）
四、对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及其价值预设的反思
上面三节集中讨论了全球治理中蕴含的人类新文明观。这一节和下一节，笔者拟反躬自省，谈谈我们中国自己。事实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本来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但由于本文对全球治理的政治哲学含义作了某些新的阐释，我们必须把这个大平台梳理清楚才能打扫自家的庭院。所以才有全文结构上的这种安排。
让我们先就并不算长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中国前现代传统的遗产对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影响
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历史大约要从晚清算起。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都可以称之为前现代的中国。从主权国家建构意义上看，前现代中国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条：一是华夏中心主义的认知形态，再就是以皇权制度为核心的专制结构。
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时指出：“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把安全和权力的实际现状与理论和观念上的中华中心论结合起来。中华中心论是中国文化优越性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中国历代王朝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不遗余力的，需知中华帝国晚期的纳贡体系就是为在礼仪上制度化地表达不平等和等级制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在纳贡体系的实践中，中国表现出自己是个中央之国，周围是一些文化低贱的藩属国，其统治者接受中国的册封，进而按约纳贡并与中国互市。”在中国人眼中，“世界秩序与其说是多国世界的秩序，还不如说是一种‘无邻邦帝国’的秩序，而由此产生的种种模式与其说是用来崇尚中国的优越文明还不如说是崇尚文明本身。”＇42＇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作为一种认知形态，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人自己作了更深入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和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看法是既罕见又奇特的。区别中国和非中国的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和道德。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华夷之辩就已被置于伦常道德之中。概括地说，中国文化的民族认同中包含着这样两种东西的统一：一是高度的道德价值一元论，它是世界主义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另一个是道德被等同于儒家伦理，这意味着儒家文化、制度和伦常秩序被视为世界第一，远高于其他“蛮”、“夷”。这样，所谓“华夏中心主义”既是世界主义的普遍论，又是中国文化、制度最优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礼仪之邦”，是文明的源头和“四夷”效法的标准，在这种认知支配下，当然不可能产生华夷平等、国与国平等的观念。当中华文明十分强大时，华夏中心主义中的世界主义就得到充分展现，中国人可以超越种族、领土和宗教去表达一种普遍的“道”。华夏帝王并不在乎确定的领土和疆界，而满足于四夷向中央之国的称臣纳贡。中外关系的基础不是各国拥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外国只是中国文化教化的对象。贸易则是对狄夷的恩惠，因此非但不鼓励本国人参与，还实行种种限制。而当中华文明走向衰弱时，华夏中心主义就会转化为极端排外主义，企图靠闭关自守维系内部的制度和伦理纲常不被侵扰。＇43＇
至于皇权专制制度，则是中国前现代文明在政治领域的主要结构表现。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皇权至上与华夏中心主义实在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外的地方则是“天子不臣”，不是不可以归天朝统治，而是没有资格作天朝的疆土。我们看到，直到乾隆晚年，中国人还在沉醉于这样的思维定式，而全然不觉外面世界的变化和暴风雨的即将来临。人们所熟知的、围绕英国使臣第一次访华而展开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所包含的全部讽刺，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44＇
民族主义与制度现代化普世价值之间的张力
鸦片战争始，“蛮”“夷”逐渐成为中国人眼中真正的对立物，并构成对华夏文明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伴随着变“天下”为“国家”的认识转变过程，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制度现代化意义上，古老中国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对抗，乃是以历史特殊性形式表现的有关社会进化普遍性的对抗。19世纪那些传统的士大夫想在承认西方物质之“用”的同时保留中国的精神之“体”，已被证明只是一种浪漫而愚蠢的想象。＇45＇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对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人类文明共相的迟迟不理解，有着深刻的历史语境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征服者逻辑”的存在。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二律背反在民族国家建构领域的主要表现，“征服者逻辑”在现代化“后来者”那里引发了复杂而不幸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世纪最后20年满清帝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英、法、俄、日等列强步步进逼，强敌环伺；随着缅甸、越南、琉球、朝鲜等藩属国的独立或被割让，华夏帝国的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口岸经济的发展则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殖民地特征。如果说这个过程有什么正面结果，那就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而不再是作为传统的中央之国）艰难地浮出水面――既然国际法已经成为国家关系的准则，那么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不断侵犯反倒形成了对中国剩余领土的主权承认。
从中国人自己这方面看，“征服者逻辑”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自强战略和防御型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中国的民族主义亦应运而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晚清以降的民族主义大体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自强，这与所有遭到“边缘化”命运的现代化后来者作出的选择是同样的（或近似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成为民族自强的精神驱动力。＇46＇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文化上的保守性。我们看到，在主权国家的内部建构上，满清帝国一直无法摆脱这样的矛盾：它既是一个（或至少希望成为）对外保持独立身份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内继续皇权统治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样徘徊于这两者之间而不能自拔。即便在甲午战败，民族存亡面临空前危机的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仍把希望寄托于大清皇帝，在君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潭嗣同等人的人头落地，改良派知识分子的希望终成泡影；而慈禧太后搞的那个清末“新政”的夭折，则再一次证明了皇权体制内实现民族国家建设的困难，乃至不可能。
直到孙中山首创“三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对外民族独立和对内民主政治这两个方面才统一了起来。事实上，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就有“四纲”、“三期”之说。“四纲”是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期”则指实施之阶段，即所谓“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明确承诺，作为“约法之治”之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具体化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度），“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亦由国民政府训导，作为向宪政时期的过渡。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不失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促进中国制度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它证明了当时一代中国人不但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要建设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这是对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之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认可。虽然民国时代的民主实践很快被历史所淹没，但后人研究这段史实，终不免掩卷沉思，在慨叹历史无情的同时，生出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冲动。
民族主义、新世界主义与激进意识形态的联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方面，亦走过了曲折蜿蜒的道路。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又落伍的民族希图自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冲动。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具有浓烈的天下情怀。理解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有三个必须注意的要点：一是呈现在毛泽东主观意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理念，二是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上升的“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定位，三是隐含在这种自我定位背后的、作为潜意识存在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古老观念。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使毛泽东的世界主义具有了某种怪异而独特的特征。为了和前现代华夏中心主义中的世界主义内涵相区别，本文把毛泽东的世界主义称为“新世界主义”。在20世纪50～70年代，基于毛泽东新世界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和致力于本民族富强的中国的民族国家战略紧紧缠绕在一起，时而呈相互促进的关系，时而又呈相互紧张、相互矛盾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理解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态度的变化。据中国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从1949年到1973年大致经历过四个阶段的变化：＇47＇
第一个阶段（1949～1953），支持越南的抗法战争，根据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在革命经验方面，毛泽东相信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乃是越南等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本国革命、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地缘政治显然不是中国抗法援越的首要考虑。在这个案例的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优先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
第二个阶段（1954～1957），赞同和平和对西方作适当让步，提出“不对外输出革命”，认可“互不干涉内政”这样典型的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纲领。这种认可既非毛的意识形态逻辑使然，也非毛颇以为自傲的革命经验使然，而更多是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一种外交策略。毕竟，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争取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相对安全以保证中国迅速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成为毛泽东优先考虑的目标。显然，这样的目标更多是民族国家性质的，而非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性质的。
第三个阶段（1958～1969），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反对越美和谈。导致毛泽东重新重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导火线是中苏分歧扩大、苏联走向“修正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暴力革命，无异于否定中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中心已经从莫斯科移到北京，“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穷得叮当响的中国居然向越南和其他同样贫穷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世界革命战略再度成为毛关注的中心。
第四个阶段（1970～1973），赞同越美和谈，主张结束战争。毛泽东重新回到比较灵活的态度上来，无疑是受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极大触动。中苏在边界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苏联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改变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而美国为了摆脱在印度支那陷入的困境和对抗苏联的需要，也和毛泽东拍手即合。这种共谋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谋。中国从此与“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告别。
关于古老的华夏中心主义对毛泽东一代中共领袖、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响，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以为，这种影响对毛泽东来讲未必是自觉的，但他的一些作法却似乎证明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存在。而当毛泽东尽显其颇有天朝遗风的“大国风范”时，往往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我们也来看一个例：1962年中印之间因为领土争端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翻开中国地图，西藏南部一块大约9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