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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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族存在，完全是合理的，但因此安于落后状态。这就很不合理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族，都是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存在或消失，不合理的要求，只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后果。譬如水，一条小水流过一段路，不再往前流，太阳顺，沙土填，到后来，这条小水不见了，这是实在的消失。另外有许多小水，一直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中等河里。这条中等河不保存原来诸小水的名称，而诸小水的水既然汇合成这条中等河，那末，中等河的名称，就成为诸小水的总称。许多中等河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大河里，同样，这条大河的名称，就是许多中等河的总称。许多大河往前流，都流入大海里。大海不分别某部分水来自某大河，总而称之为侮水。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形式，心知其意地以水的譬喻来看一个族的消失或存在，很有相同处。落后不前进的族，到了一定时期，因为缺乏生存条件（社会愈前进，生存条件愈提高，落后族处境愈危险），逐渐由衰微以至消失，这种事例，历史上是常见的。前进中（进程有快有慢）的族，当然是大多数。它们从小族融合成中等族，再从中等族融合成大族，后来似乎只剩下一个大族，许多小族、中等族消失了，实际恰恰相反，不是消失而是发展成为大族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民族，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若干世纪后，诸民族都要归于消失，融合而成一个人类总体。那时候不再有人种特征和民族特征等区别，好比诸大河流入大海，清水浊水淡水都变成海水，不是消失而是诸大河总融合了。
诸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族，但不算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因为水总是向低处流，社会却总是向高处走，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长久遏阻这个趋势。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族自然要追上去，企图阻止在后面的向前，强迫在前面的退后，都是反规律的，做这种愚蠢事的人一定是统治者而不是劳动民众，因之，前进势力终究会战胜保守势力，推动社会向高处走。到了没有高低和其他的区别，区别反而障碍再前进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人力不能阻止也不能强迫的社会趋势。
南诏立国，起着促成云南各族融合的作用。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比汉族以外各族都高。南诏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弱小国家，它受到唐和吐蕃的威胁，必须开发经济，补充人力，才能自立，因此，住在深山穷谷中的落后部落和原始人群，都被它寻找出来，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南诏德化碑》说“爱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诏（王）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十一年（七六二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结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南诏用政治军事力量，打破闭塞状态，使原始居民接受统治，尽管政治是为了剥削，军事是为了征服，按社会趋势来说，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
南诏立国的武力依靠白蛮贵族和自由民，因之经济上有特殊的待遇。南诏采用唐均田制，按户授田。
田五亩称一双。高级官授田四十双（二顷）。上等户授田三十双。中户下户各依次减授，当是中等户授田二十双，下等户授田十双。凡受田的户，不分贵贱都亲自耕作，不役使别户。受日户每年纳税米二斗。一年收一次的田不纳税米，收两次的田才纳税。受田户所有丁壮都服兵役，自备武器衣装。八三○年以前，南诏保境自守，战争较少，自由民赋税和兵役都不感沉重，南诏国家也就得到巩固。
南诏国赋税的来源，主要是剥削种官田的“佃人”。《蛮书》说，南诏修治山田很精好，城镇长官派出官员到当地监守催促，使“佃人”耕作。这种用“佃人”耕作的田，往往接连至三十里。收获完毕，监守官按“佃人”家口数目，发给口粮，其余全部归官。“佃人”除得到口粮以外，一无所有，显然是一种农业奴隶。
南诏耕田用二牛三夫。一夫牵牛，一夫按犁辕，一夫操犁。耕田必须有三个人，又受田户不相役使，这就需要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官田是用奴隶的，高级官上等户所受田，也要用奴隶，中等户下等户劳动力不足时，自然也希望获得奴隶。南诏向外攻掠，经常掳获大批人口回国，国内奴隶买卖盛行，有理由说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大理国停止向外攻掠，奴隶来源减少，应是封建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
南诏文化显示着向汉文化看齐的趋势，也就是逐渐革除白蛮故俗，完全接受较高级的汉文化。阁逻凤认郑回为淳儒，使教子弟读书。郑回所授书自然是儒家经典。异牟寻与唐朝恢复和好，唐西川节度使韦臯允许南诏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就学，前后相沿五十年，学成回国的人数至少有好几百。唐宣宗说要节省费用，拒绝收受南诏学生。南诏表示不满，来信说：“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学生名额）之有费”。此后南诏停止入贡，并骚扰边境，要求继续就学。高骈《回云南牒》里说，“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牛丛《报（答）坦绰（首相）书》里也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岂期后嗣，罔效忠诚……遂令凶丑，肆害生灵”。南诏国人深爱汉文化，尽量吸取，在文化交流的一方——店朝，因南诏攻掠庸境，两国政治上交恶，竟采取谬误措施，停止交流的进行。文化交流，上层人士往往起媒介作用，但主要的意义在于两国民众间得以友好互助。政治交恶，总是出于两国统治者间，与民众无涉。唐君臣损害南诏民众的利益作为对南诏统治者的报复手段，甚至要求报“大恩”，当然不会发生任何效果，内地与云南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却长时期被两地统治者割断了。
两宋时，朝廷对大理国仍采取消极态度，大理国对内地却有恢复经济文化上联系的要求。一一一三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大理国请入贡。一一一六年，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来朝，路过鼎州（湖南常德县），到学宫拜宣圣（孔子）像，与诸生相见。李紫琮到京师，贡马及麝香等物，宋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三三年（宋高宗绍兴三年），广西奏称大理国求入贡及卖马。宋高宗说，入贡就是求通商，可勿许，马匹供军用，可给价收买。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来邕州议马匹贸易，给宋官文书，要求购买《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等书籍，又要浮梁（江西景德镇）瓷器、琉璃碗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物。文书后边有附记说“古文有云，察音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辞，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中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句。从李观音得文书里表现，文理人除方音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地人不同，其余无异于内地人。段氏自称祖先本是汉人，段氏立大理国，愈益推行汉文化，是很自然的。大抵南宋时，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乌蛮和落后部落，受白蛮文化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一二五三年元灭大理国以后，汉人和白蛮以及文化较高的各蛮部，加速了融合过程，《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以落后习俗为称号的部落，许多不再见于记载，说明这些部落脱离故俗，文化上升到较高水平了。
简短的结论
云南地区原先居住着被称为蛮族的许多部落。在滇池和洱海周围的居民，被称为白蛮，他们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接近汉族的水平。被称为乌蛮的人，居住在儿地，以畜牧为业，文化远不及白蛮。此外，还有许多落后部落，甚至还有原始人群。白蛮乌蛮人口较多，是主要的居民，尤其是白蛮，有资格代表蛮族社会。
战国时，楚威王派遣将军庄率兵进入云南地区。庄因归路断绝，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为白蛮，是很有可能的。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汉文化影响也随而扩大。内地有变乱，流民逃来避难，或朝廷统治力衰弱（如梁未撤退地方官），汉族人失势，都会融合到白蛮里去。白蛮的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字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足见两族关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洱海周围的白蛮，有六个大部落。部落酋长号称诏，因而有六诏的名称，蒙舍诏地在南方，也称为南诏。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乐进求让位给蒙细奴逻，南诏开始强大起来。细奴逻的父亲舍龙是哀牢山乌蛮，避仇到南诏，耕地谋生，张乐进求让位给流寓的农家子，想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严格，乌蛮白蛮的界限也并不显著。
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征服五诏。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帮助南诏兼并五诏，成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
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蛮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但南诏对唐仍保持朝贡关系。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七五○年（天宝九载），南诏阁逻凤被迫起兵反唐，依附吐蕃，大大加强了吐蕃侵唐的力量。
阁逻凤兼并滇池地区，迁徙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让居住在东方的乌蛮迁徙到白蛮故地。乌蛮从畜牧改进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文化相接近。蛮族社会发生这个大变化，意义是巨大的。
南诏本身贫弱，介在唐、吐蕃两大国间，必须依附一个大国。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著利少害多，南诏自然愿意附唐。安史乱后，唐困于内战，无意争取南诏来归，南诏附吐蕃四十余年，成为唐西南方的一个敌国。唐德宗时，南诏想摆脱吐蕃的压迫，又由于唐的争取，南诏转附唐朝，成为吐蕃东南方的一个强敌。南诏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附唐后，拒绝唐势力伸入国内，除朝贡外，完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南诏附唐将近四十年，在唐援助下，大破吐蕃军，国力可称极盛，但衰亡的征兆也在这时候开始。南诏击吐蕃获胜，藩镇权力逐渐增大，王室失去控制力，后未反被强藩控制了。武人得势，乘唐朝衰弱，八三○年以后，积极进攻唐境，唐损失巨大。南诏出兵攻掠加速了唐朝的崩溃，也加剧了本国内部的分裂。九○二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王朝，南诏国亡。
南诏亡后，国内常起变乱，国号屡改。九三七年，段思平成立大理国，形势才较为稳定。原因是乌蛮三十七部占有滇池地区，白蛮为保全自身，内部争夺多少有些限制。
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
白蛮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到段氏王朝时，已经无甚区别。一二五三年，元朝灭大理国，云南和内地合并成一体，很大部分白蛮和汉族也融合成一体。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己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大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信徒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