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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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拇笠狻Ｓ小断蟠恰罚�其中依据一卦大意指出人应如何行动的简明语句，称为《大象》，解释爻辞的语句称为《象辞》。有《系辞》，总论全部《易》理，叙述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文言》，专论乾、坤两卦。其余有《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不含什么重要意义。
　　《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观察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现象，知道一切都在变化，变化的发生是在于阳、刚、动与阴、柔、静两种相反的性质在“相摩”“相推”，主动的力量是阳、刚、动。这一看法应用到人事上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创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迁”，就是说，吉（得）凶（失）并非固定不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会变成危、亡、乱。情在于人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问吉凶，吉凶既在人为，鬼神的权力便大大缩小，也就大大减轻了《易》原来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系辞》形容每卦的变化说“变动不居（固定），周流六虚（一卦六位），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准），唯变所适（适合时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一卦都在变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这种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变化以外，它还设立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一切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个大范围。《系辞》首先规定“天尊地卑，乾（阳）坤（阴）定矣。卑高以（既）陈，贵贱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国君，亡国亡家的国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贵和贱的名分绝对不可变。儒家讲礼，凡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变，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决不可变，这和《系辞》思想完全一致。
　　《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天与地相附着，男（雄）与女（雌）相交媾，化生出万物来。日与月相互来去成昼夜，寒与暑相互交替成年岁。去的是暂屈，来的是暂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儒家学说代表士阶层的思想，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在于教庶民出力服事长上，反对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别是《系辞》，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装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辩证法。这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后来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过这个思想界限。
　　《尚书》　《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孔子选史官所藏历代重要典浩，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二十九篇。《尚书》有两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统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周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西周初期《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大姡А贰ⅰ抖喾健贰ⅰ读⒄�》、《顾命》、《康王之诰》等文篇的保存，可以推见商周二代的政治情况。这些文篇与西周初期的诗篇《周颂》、《豳风》、《周南》、《召南》配合起来，也可以推见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禹贡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叙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薮（音叟sǒu）泽、土壤、物产、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贡赋、交通、落后种族居住地，文字简要，系统分明，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确是极可宝贵的古地理志。《禹贡》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被尊为经典，造成中国政治自来是统一、疆域自来是广大的信念，意义极为重大。
　　《诗》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礼》　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为《礼》或《士礼》、《仪礼》。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作传。封建制度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丧服篇》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周礼》当是战国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造成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说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为儒者凭空伪造，全无依据，也不合情理。《周礼》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在乎审慎的选择。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戴圣，博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讲礼的文字，戴德选取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取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简称《礼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稽考儒家思想与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乐》　《乐经》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礼记》有《乐记》一篇，记载儒家对乐理的讨论。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儒家以乐配礼，重视音乐的作用，是他们的见到处，想用古乐来移风易俗，是他们的迂腐处。六经中《乐经》先亡，因为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乐记》），新乐便自然要代替旧乐。
　　《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编年史起源当在西周共和时期。东周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　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音陶兀táo　Wù）》，鲁史名为　　《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书法，忠实地执行职务。某些良史甚至杀身殉书法。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中国历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断地编年记事，史官的贡献是巨大的。孔子用鲁史官所记　　《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左传》载五十凡例，当即史官共守的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　　《春秋》（原来的　　《春秋》称为《不修春秋》）。孔子修　　《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贬，要使乱臣贼子惧。儒家政治思想，以　　《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现在　　《春秋》书法里。
　　《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继承法立为鲁君，　　《春秋》写“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写“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为莒国人所共弃。　　《春秋》如果当作历史来看，作用实在有限。相传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　　《春秋》书法。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说得好，“《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不管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传》这部书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给中国史家创立模范，在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解释《春秋经》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两家都是口说，到西汉才写成文字。《公羊》学盛行于西汉，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为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和《左传》比起来，《公羊传》显然是空言说经，甚至有些是穿凿附会。《谷梁传》也是空言说经，态度却比《公羊传》谨慎些。
　　《论语》　孔子对答弟子和非弟子的发问，弟子们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说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书，号称《论语》。传记中多引孔子语，大抵《论语》所载的孔子语比较近真。
　　以上所述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十一节　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生卒年代不可考，据孙冶让《墨子闲诂》说，生卒约在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至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间。按《非攻篇》称当今天下四个好战国，齐、晋、楚、越。晋称一国，越尚强盛，自是东周末年的形势。墨子生当在孔子死后（前四七九年），死当在三家分晋前（前四○三年）。《墨子》书中如《鲁问篇》说战国时事，《亲士篇》说吴起事，都是后人附加，不足为据。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于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