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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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之所以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说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者。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韩愈树立发扬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帜，同时期年没有一人象他那样鲜明，也没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这样坚决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虽然韩愈几乎丧失生命，但他那种“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倔强精神，促使古文运动开辟出广阔的前途。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为一种文体，从此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文心雕龙》说，文章凡有八体，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是非常确切的话。韩愈古文，无体不备，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学习，吸收古今人之所长。他在《师说》篇里说，“圣人无常师”，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道必须学古圣贤人，文章则有师即可学，杜甫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与韩愈《师说》意全合，杜甫诗“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又“颇学阴何苦用心”，更不用说学“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了。韩愈反佛老，诗中却常用《庄子》语，足见他读书并不排除属于老氏的诸书。韩杜在文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归根说来，只是能够学无常师，有师即学。
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主将自然是韩愈，副将才是柳宗元。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时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体文，这些都是取大官的条件。他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仕途中，是最顺利的进程，这使得他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不可抑止。唐顺宗在即位时，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为王叔文所引用，参与国政。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张，革去了唐德宗的许多弊政，决不能指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党争中处于必败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与势必失败的王叔文相结合。《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立就，既废，遂不振”。柳宗元被贬后，失志忧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荐举他再做朝官。可是，据说朝官们都怕他再得势，没有人肯助他向皇帝说话，因此，他被贬前后十四年，死在柳州刺史任上。他从朝廷权要贬为炎荒地方官，从热衷禄位转到悲观绝望，这些痛苦的遭遇，使得柳宗元内心永远存在着不可解脱的苦恼。他本是近体文高手，在炎荒改作古文，用来发抒忧郁愤闷的心情，他所作古文最好的部分，首先是山水游记。柳文弱点在阴郁畏疑，读之使人不欢。游山水记则是从愉快心情里产生的，虽然也偶尔告哀，因为主要是写山水，告哀气氛不能掩盖一笑的快乐。本来哀怨的发泄，在有些文章里，可以吸引广大读者的同情，例如屈原《离骚》。柳宗元的哀怨，却只能引起读者较小的同情。韩柳是好友，又互相了解彼此的造诣，柳称韩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谓猖狂云云，就是韩愈兴儒反佛，理直气壮，表现阳刚爽朗，文章雄伟的气象。柳称“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这句话把韩愈文章的主要渊源说清楚了。韩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以《天说》为代表的不少篇柳文，韩愈所评是确实的。但柳宗元精神状态很不健康，他在永州（湖南零陵县）《与李建书》里，写出悲伤心情。他说“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音复毁fù huǐ）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这样的悲观心情，发为文章，给人以阴郁消极的感觉，是很自然的。韩愈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柳宗元不可能有这种胸怀。韩柳不同，应该从二人学术宗尚来判断，韩愈宗尚儒学，对佛老特别是对佛教攻击最为坚决。当时佛老盛行，韩愈《答张籍书》里说“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公卿辅相算是下级信徒，上级信徒当然是帝王后妃大阉等人，人臣得罪了这种人，性命将难保全。韩愈上《论佛骨表》，唐宪宗果然大怒，要杀死韩愈，幸得宰相崔群裴度的营救，才从宽窜贬到潮州。这是为了反佛，甘冒生命危险的勇敢行为。他有名的五原，虽然还不能象宋儒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因此，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因主张文以载道而得到成功。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学孟子之学，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更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诸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的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轻它的重要意义。韩愈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柳宗元《天说篇》指出天地是无知之物，对人不能有赏功罚罪的作用，所以“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结果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从本身冤屈的遭遇中，体验到天地无所知。这种体验，韩愈也是有的。他在《孟东野失子诗》里这样说：“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音逝聂shì niè），星辰踣而颠，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因”。“天地人由来不相关”，一篇《天说》，根本也只是这一句话。柳宗元在《天说》与《答刘禹锡天论》里，分析入微，充分发挥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哲学史上颇高的地位。可是，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佞佛与韩愈的反佛，态度完全相反。他深信祸福报应的谎话，以为“其（佛法）拔济尤大，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中佛毒当然根深，这个佛毒并且流注到十岁死去的幼女和娘。和娘得病，说道，佛是我的靠山，我愿给他充当贱役，因而改名佛婢。后来病势加重，要求削发为尼，柳宗元给她改名为初心。做婢做尼，都救不了一死，只显得父女迷信无知，《天说篇》里唯物主义的气味一点也不见了。柳宗元思想也分成两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佛书说的全是弥天大谎，据说，佛比任何天神地祗，地位都要高出无数倍，什么大梵天王、帝释之类不过是佛的侍从，四大天王不过是佛的奴仆，佛既有如此大威力，希望从佛那里得到灾去福至的报应，在穷而无告的柳宗元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好的希望。柳宗元文学上的才力并不比韩愈差，成就却有高下之分，由于韩愈崇儒学反佛老，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因之他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而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斗争，到了宋朝，群儒起而响应，其道大行，韩愈遂成为古文和理学的不桃之祖。柳宗元崇尚佛教，又不敢公然反儒，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显出他左右支细，无法自立其说。序文说“儒者韩退之责余不斥浮图”，接着为自己作辩解说，“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浮图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邪！”所谓与《易》《论语》合，大概是指《易经》多载神鬼怪语，《论语》多讲孝道。说到孝道，是儒刺佛耍害的利刃，佛徒往往被迫认输，后来佛徒拿出所谓《盂兰盆经》，举目连救母为例，又有些僧徒举出佛抬过父亲净饭王的棺材为例，证明佛教也讲孝道，甚至说“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佛教极重出家，为的是要割断世俗因缘，免得从因生果，再堕轮回，不得涅槃。佛教必须破我执，把“我”看作十分不净的可厌之物，第一种不净是种子不净，《智度论》说“是身种不净，非由妙宝物，不从白净生，但从秽道出”。这和儒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恰恰相反，怎么佛教也可以谈孝呢！显然佛教强调孝道，是对儒家表示屈服，以求生存，并非佛教本义如此。柳宗元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地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所谓《大报恩》十篇，无非是《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之类，用以迎合懦家，也用以抵御攻击的应急工具。《敦煌变文》残卷中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目连救母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孝子传》。佛徒宣扬孝道，大背佛教的教旨，对照天竺原来佛教，已是面目全非。照天竺的说法，一个人只要出家为僧，便自以为是三宝之一，是天、人师，只能受别人（包括君主父母）的礼拜。自东晋至唐，僧尼应否受父母礼拜，是个重大的争论，僧徒以释子、佛子自命，尊贵无比，拒绝拜俗人，决不作任何让步。儒佛斗争，儒常处劣势，自禅宗南宗（汉化或玄学化的佛教）大兴，天竺式的佛教，处境甚为狼狈，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儒家屈服，也讲起孝道来。儒家以无后为大不孝，而僧徒娶妻生于是犯大戒律。儒家以事亲为大事，要求子必养父母，而僧徒严禁从事农耕，以为杀害虫蚁必入地狱受大苦。这种人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只知道张口伸手消耗别人的生产品，这正是孟子所说“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的“一不孝也”。所以佛徒谈孝，仅仅是儒佛斗争，佛转劣势的一种标帜，别无其他意义。韩柳所处时势，尽管形式上佛教势力还是盛大，甚至出现了密宗“即身成佛”的方便修行法（但还比不上禅宗南宗的“即心是佛”，更为方便），这种出售成佛方便法的竞卖，与僧徒谈孝同是说明佛处于败势。韩愈顺着儒学方兴的胜势，柳宗元沿着佛教将败的颓波。文章高下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和气势，韩愈崇儒学，势顺而气壮，柳宗元信佛教，势逆而气衰。韩柳古文成就的高下，取决于二人学术的不同，以古文技巧来说，韩文畅通，柳文精密，二人是难分高下的。
韩愈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扩大古文运动。他在《与孟尚书书》里说得很清楚，为了排斥佛老，有意培养一批后继的战士。他说“籍（张籍）提（皇甫提）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实际上韩愈古文的继承人，不是籍提辈而是他的侄婿李翱。李翱作《复性书》三篇，比韩愈《原性》似乎深入了一些。韩愈拒绝读佛经，不能吸取佛徒谈性之所长来补助儒家心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