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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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 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饯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埂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大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
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大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蕾、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分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大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经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静了。不过，太学生既然诵习经书作为议论的根据，想公然说出拥护宦官的议论来是困难的，因此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太学的腐朽经学。又为鸿都文学家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来对抗党人们标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学生考试及格，就给大官做，不及格也得个较小的官做。还有一些学生，汉灵帝命令三公州郡荐举或征召来代替荐举孝廉。宦官这样做，觉得对士族的排斥还不够彻底，因为鸿都学生虽然被士族称为出身“微蔑”（极低微为蔑）、“斗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还是读书人，下层豪强不一定读过书，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汉灵帝和宦官们为了彻底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囊，索性开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各县肥瘦不等，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定价一千万钱）做，宦官曹腾（汉桓帝的宦官）的养子曹嵩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又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借还欠。又为尽快周转以广招徕起见，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命令州郡送助军（当时黄巾已起义）修宫钱，大郡多至二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中用，只给价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十足价钱。有些材料根本不点收，让州郡再送。人民在这一大群豺虎盗贼的吞噬下，逼得实在生路全绝，一八四年开始的黄巾大起义，虽然很快彼镇压下去，但农民仍到处起来反抗。当时宦官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作内应，其余都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党，准备退避。汉灵帝感到孤立，下诏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头上斥责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农民的士族来镇压起义军。经常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开始觉得士族有用，质问宦官们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都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饱受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