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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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当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在政治上，东汉至魏晋的士族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经学上，古文经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自从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经学，郑学在经学上也就确立了它的地位。
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 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郑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经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政治势力使王肃所注群经得立博士。郑学势力大，王肃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当于今文经师的伪造谶纬），借孔子名义来驳斥郑学。郑玄学派（以魏帝曹髦为首）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郑王两派的拥护者都是统治阶级的得势部分，因之争斗的剧烈超过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争斗。二五六年，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辩论经义，曹髦主张郑说，博士主张王说，曹髦不敢斥责博士，因为王学后面有司马氏势力。在士人群中，纯粹古文经学派人数到底没有郑学那样多，东晋时（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西晋重王学），王学逐渐失势，胜利者依然还是郑学。
在郑王两派争斗的时候，许多古文经学的阵地被两派以外的人夺去了。老庄学派的创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夺取了两部重要经典。何晏综合各家注文，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汉儒象数之学（卜筮之学），改用玄理说《易》。何晏王弼所注书盛行，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西晋初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撰《释例》、《春秋长历》等书，推倒了贾逵王肃两家注。东晋梅赜（音责zé）献《伪古文尚书》，又献伪西汉孔安国《传》（传即注），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东晋郭璞注《尔雅》，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一半的经典被郑王两派以外的人占领了。郑王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两汉盛行的经学，到东汉末魏晋做了总结。就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下表说明东汉魏晋人所作许多经注中最后存在的几种。
汉人经注 魏晋人经注
（一）《毛诗》——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 （一）《周易》——魏王弼注。《系辞传》以下，晋韩康伯注。
（二）《周礼》——郑玄注 （二）《尚书》——晋梅赜《伪孔传》
（三）《仪礼》——郑玄注 （三）《左传》——晋杜预集解
（四）《礼记》——郑玄注 （四）《谷梁传》——晋范宁注
（五）《公羊传》——何休 （五）《论语》——魏何晏
注 集解
《尔雅》是训诂书，《孟子》（东汉未赵歧注）在汉魏不列于经典，《孝经》多有汉儒注解（唐玄宗作注，旧注都废弃），但并无学术价值。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公羊传》是今文，余下九种全是古文（《谷梁传》近于古文），其中经注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郑玄一人的成就超过任何注经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缚。
二 哲学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应用到鬼神（包括怪异）问题，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确信为有，不确信为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这里没有说实在在，也没有说实在不在，只是说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处时代的需要，可以引申为有神，或引申为无神。大抵在和有神论作尖锐斗争的时候，可以主张无神论，在朝廷需要神的时候，可以主张有神论。在平常的时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观卦·象辞》里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论训》给神道设教作了很好的解说。它说：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戏，祖宗就拉住他们的手臂；枕门限睡觉，鬼神要踏他们的头。实际上只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枕门限睡觉会受风寒得病，说鬼神来干涉，无非是要人有所畏惧不那样做。一切所谓鬼神祥（迷信），性质不过如此。愚笨人硬说有鬼神，刚愎人硬说没有，只有通达人能懂得这个意义。这里所说通达人正是主张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学者。
墨家确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对墨家时，断定鬼神不存在，成为无神论者。战国时儒家董无心与墨家缠子进行了著名的辩论（《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无心说，你们信鬼神，好比用脚跟去解绳结，归根不得成功。据说，缠子被驳倒了。道家本来主张无神论，杨朱反对墨家的兼爱尚贤有鬼非命（与儒家接近，所以盂子称“逃杨必归于儒”）。《庄子》有《徐无鬼篇》。此人以无鬼为名，当然也是墨家的反对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论上，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西汉前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的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了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诂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家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书，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广大人民则采取诚心训导的态度。《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论衡》，目的在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影响广大民众，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从这一点说来，王充是反对东汉主要上层建筑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就是说，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物事都是虚妄的物事。从虚妄物事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虚妄的言行，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这个方法确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说，为什么知道天是自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有作为。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有作为。为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确定人死无鬼。《论死篇》说，世人以为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考验，可以断言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有什么证据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因为有精气，人死则精气消灭。精气之所以存，依靠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消灭，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形体腐朽因而成为土壤，从那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精神变成的，它是人的一种幻想。发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据不外乎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新解释了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卜筮》等篇）。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期，《论衡》是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统治阶级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却是智慧的光芒。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王充同样用“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生在东汉的社会里，敢于质问孔孟，怀疑经典，实在是无比的勇士。他这种批判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所以，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引作论据的物事，认识往往不真实，因之有些论断难免错误。例如雷电击树破屋，俗说是天神取龙，《龙虚篇》辩明俗说的虚妄，但信书上的记载，仍认为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又如历学家说“日食是月掩日光”，《说日篇》认为大体上四十一二个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损。因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历学家发现了日食的真实，王充却变真实为虚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时候，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到底是一种错误。
王充当然不可能发现阶级构成社会的真理。他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着讲不通的现象，例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行为）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要说明这种现象，不得不“归之于天”。他认为天地好比是夫妇，大地无意识地生人。人受性同时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变动。命可以预见，那就是“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骨相）。王充引许多物事来证明这些论断，结果不能和谶纬截然分开，依然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人的吉凶祸福是自然无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祸的法术都是虚妄无效的。这就是《论衡》的思想。王充从唯物思想方面发挥了原始儒学，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学的范围。如果说，在西汉，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东汉，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东汉朝廷提倡今文经学，驱使士人在章句、谶纬、选举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愿意走的道路。古文经学讲训诂，冲击着烦琐的章句，王充《论衡》攻击宣扬迷信的谶纬，大学里名士议政，攻击拘守礼法、谋求选举的陋习。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士人设置的道路基本上被冲坏了。作为路基的儒学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门第成为仕进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种困人的儒学思想和繁缛的礼法，开始向旧路基冲击。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道家老庄之学——玄学，为了夺取儒学的统治地位，向儒学实行冲击。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用玄学讲《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汉儒以象数讲《周易》，不管它讲得如何支离，总还不离卜遮之学（先知术）的传统性质，自从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性质全变，根本冲坏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礼法）。公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里说，你说六经是太阳，不学是黑夜。照我看来，如果把礼堂看作坟堂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