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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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