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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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传记——天竺记史事往往与神话混杂，或残缺不全，但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受汉族特重史学的影响，作风大变。东晋南朝佛教徒写成有关佛教的传记，种类甚多，现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传》十六卷。本书上起公元五八年（东汉明帝水平元年），下讫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列举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三十九人，采访极广，务求信实（当然，宗教记载不可兔地要杂入迷信荒诞事）。后世依据成规，屡续《高僧传》，成为研究佛教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这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显例。
佛教在南方继续上升，在佛寺方面，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就建康一地计数，东晋时约有沸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时又累增到七百所。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当相类似。梁郭祖深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是当时佛寺大兴的实录。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属铸造形象，宋文帝时，萧摹之请限止用铜造像，足见当时有很多铜像。此后，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银铜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层高的大堂来保护石像。其余王公贵族造像也不会少，确是奢靡无极，大耗民财。在佞佛方面，齐竞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众僧送饭送水，也就是舍身为奴的意思。至梁武帝竟公开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佞佛达到极点。此后，陈武帝在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舍身成为皇帝在位的一种仪式，类似儒家仪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仪式的皇帝受篆。如果三种仪式作比较，舍身是最虚伪卑劣的表现。
南朝兴佛教，虽然有上列三种情形，但重点仍在研究佛教的义理，对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南朝和北朝趋向不同，北朝兴佛教，重点在发扬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这些形迹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汉族社会里，经过一度兴盛以后，终于衰落了，它的哲学和艺术，经过长时期的消化，却丰富了汉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 儒、佛、道教相互间的斗争
生和死，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儒家重生不重死，学说着重在怎样做人，怎样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怎样统治人民，儒经所讲不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事（鬼神的有无）置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那里管得死后的事），就是儒家对生和死的态度。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重生轻死的精神。这是儒家学说的切实处，但也因为这种切实的学风，在哲学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现象的研究上（孔子极少讲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说，荀子和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够的。佛教的传来，使得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大大发展起来（宋明理学）。从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推进。不论儒学如何吸收佛教哲学，但对生死问题，在说经时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灭论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学说着重在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长生久视”也是适意求乐的一种）。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正如《列子·杨朱篇》所发挥的那种无鬼论，是极端消极腐朽的思想。东晋以后的玄学，与佛教联合，玄学家既要生前享现世的乐，又愿死后享来世的乐，玄与佛不曾发生过斗争，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灭，但对不灭的想法却不同。道教以“无死”（肉体常生）为宗，是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还希望带着妻妾奴仆甚至鸡狗全家登天，这就是想用自己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所谓尸解羽化，是后来制造的骗术，原来是想肉体永生的。《抱朴子》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房中御女术），可以延年，黄帝带一千二百女升天，说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贪婪，何等的丑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哲学，只是一片妖妄。它和佛教发生斗争，不是因为哲学不同，而是因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来的幻想。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确认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心为死后作打算，借以逃脱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之痛。慧远致刘遗民等信里说，“意谓六斋日（每月有六天斋戒），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本来玄学家一向简绝常务，专心空无，现在说这是为来世种福根，宜乎东晋以来，玄佛合流。以上四派，分成斗争的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儒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附儒，玄学附佛。儒佛斗争的根本问题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其他如礼制、华夷等问题，都是较次的争论。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庚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失败了。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反复辩论，等到篡位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废除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对桓玄的桓谦等人所说，如果僧徒改变不拜皇帝的规矩，那未，其他应该改变的事还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为僧徒。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宋齐间，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东汉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谬说，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到宋未，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极意诬佛，引起两教的大争论。《夷夏论》要旨在于“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齐道教徒假托张融名义作《三破论》，仍是《化胡经》之类的谬说。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如《正诬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力，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在这一斗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
神不灭论是佛教的根本依据，只有儒家的古文经学派能够推倒这个根本依据。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但在反对主张有鬼神的学派时，它可以主张无鬼论，战国儒家曾用无鬼论反对墨家学派，就是一个先例。东汉今文经学派盛行，王充曾主张无鬼论来反对今文经学派。王充的学说，到齐梁间，由于范缜作《神灭论》，得到很大的发扬。范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宋范晔曾想著无鬼论，说死就是灭，天下决无佛鬼。《后汉书·西域传》说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骗）焉”。这些都是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兴佛教，声势极盛，儒家思想也高度发展，成为范缜的《神灭论》。范缜是名儒刘瓛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质直，敢于发高论。萧子良招名士萧衍、沈约等人作宾客，范缜也被招请。当时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斗争的最好场所。萧子良崇信佛教，范缜当面反驳。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那末，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树上同时长的许多花，随风飘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粪坑里。贵贱固然不一样，因果究竟在那里？萧子良说不出理由，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作《神灭论》，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论中设有问答凡三十余条，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体（形）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肉体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体是刀口，没有刀口，就不会有犀利。所以，没有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2）物质有多样的种类。譬如木是无知的物质，人是有知的物质。人死了，身体变成象无知的物质，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质的无知。
（3）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树木，先是活树，后是枯木，枯木决不能又变活树。犹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决不能再变活人。
（4）心脏（那时候不能知道脑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脏有病，思想就错误，可知精神是物质（心）的产品。
（5）鬼神是没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孝佛，不是说真有鬼神来饮食。妖怪也是没有的，古书记怪事，不可凭信。佛教说人死变鬼，鬼又变人，是毫无证据的谎话。
《神灭论》最后指出世人信佛，动机由于自私自利。富贵人不惜竭财破产布施富僧，对贫穷人丝毫不肯救济，因为布施富僧有来世得厚报的希望，救济贫穷得不到一些报酬。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的缘故。归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真实的事业。
《神灭论》发表后，佛教信徒喧哗反对，萧子良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被范缜驳倒，有些人写《难神灭论》，可是他们只能拿些书本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谁也拿不出一个真鬼神来。范缜依据真理，和他们进行论战，确是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条作武器，想一下子难倒范缜，说，范先生呵！你竞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你的祖先神灵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缜回答说，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自杀去找他们！萧子良使王融劝范缤，说，象你这样的美才，不怕不迁升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答道，我范缜如果卖论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官。范缜是这样有骨气的一个思想家，佛教徒束手无策。萧衍做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又给范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广州。僧徒释法云拿着这道敕书，送给王公朝贵们看。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回信，跟着梁武帝来责骂范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压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机。范缜遭贬斥，儒家的反对并不停止。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荀济也上书痛斥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杀死。张僧繇专画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画毗（音皮pí）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问张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张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这个答话是有意义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终究压不倒儒学。
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沈约作《均圣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道士陶弘景作《难沈约均圣论》，反对“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足见在佛教极盛的时候，道教徒还是依附儒家，反对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梁武帝原来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五○四年，天监三年），在佛前立誓舍弃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是正道。可是，就在这一年，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五○八年）里又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砒身砺行，由乎经术”，对儒学崇奉备至。这正说明儒学有传统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调和手段，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却确实被排斥了。陶弘景三十六岁便退出仕途，他给亲友信里说，“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这就是说，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为妙。
七 科学
东晋南朝在科学研究上，也有杰出的人物，其中祖冲之的成就尤为巨大。
虞喜——古来谈天体的学说有浑天、盖天、宣夜三家。浑天家以为天裹地似卵含黄，天地俱圆。盖天家以为天似盖笠，地似覆盘，天圆地方（《周髀算经》）。天文学家多持浑天说。宣夜家以为天并无形质，日月众星自然运行在虚空之中，这些独到的见解，因不被重视而失师传。东晋虞喜依《宣夜论》作《安天论》（天不动），反对浑天说，尤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发现岁差现象。虞喜以前的历数家，天周（恒星年）与岁周（回归年）不分，以为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是永远相吻合的。虞喜开始测出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并不是在原点上，而是不及一些。这个不及处称为岁差，又称为恒星东行或节气西退。虞喜测定每五十年冬至点西退一度，虽然很不精密，但岁差的发现，是历数学的一个大进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继承母舅徐广四十余年观测天象的记录，自己又观测四十年，创制新历法。宋文帝采用他的新历法，称为《元嘉历》。《元嘉历》创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数家所沿用。
祖冲之——齐祖冲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祖父祖昌，宋时作大匠卿。大匠是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