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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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廷一向承认宗主的权利，以便通过宗主来取得赋税，也就是对宗主让步，让宗主与朝廷共分赋税。到魏孝文帝时，才对宗主展开争取民户的斗争。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创立三长制。五家为邻，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长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计五十六人。又改革赋税制，户调每户（一夫一妇）每年纳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总数，分为十五份，其中十份为公调，二份为调外费，三份为内外百官俸。另外还有杂调。男子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妇的调数。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于四人的调数。耕牛二十头出奴婢八人的调数。朝廷宁愿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宁愿减轻户调，目的在于分化大户为小户，并使荫附自立门户，削弱宗主的势力。三长制初行时，豪强很不愿意，大概当了三长，仍能役属四家（邻长）到一百家（党长），也就相安无事了。四八七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往年立三长，校定户籍，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仅可给俸，很少能够入仓，虽对民有利，但不可长久，他建议减收布帛，增收谷租，使仓谷充实，有备无患。立三长和减轻赋税，宗主势力在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魏政治统一也前进了一步，但在实质上，三长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长后，四八六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露田不得卖买，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世业，可传给子孙，也可卖买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数的露田，奴又有同数的桑田。牛一头，受田三十亩，一户畜牛不得超过四头。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亩，均田制无中男受田的规定，当是史文漏略。魏国贵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隶，普通地主也卖买奴婢使从事耕织，供主人剥削。均田制给奴婢与良丁同数的露田，奴婢种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余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们的收获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种。限止牛数（两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数奴隶的意义。奴有桑田，主家妇女未必能替奴养蚕织帛，也只好给奴婚配。当时地旷人稀（《魏书·地形志》载州郡户口数），实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难。小豪强占夺的民田，为法令所迫，可能归还原主，大豪强却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民，给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缴纳粟六十石，免正赋及兵役、杂役。这种屯民，大部分是豪强家的荫附。他们田产被占夺，本身被奴役，为屯民比为荫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与州郡官宣扬法令，劝隐口漏丁，报名立户，如仍愿作荫附，或豪强迫胁孤弱，不让立户，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附并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实是进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么阻力，原因在于承认贵族士族及有势力的豪强，保持大规模使用奴婢的权利。这从齐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推见大概，虽然齐均田制不完全与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齐均田制：亲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亲王的继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势力的豪强）限六十人（西汉末年，孔光等奏请限制奴隶，吏民家占有奴隶不得超过三十人。北齐比西汉加一借，想见北齐奴隶数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纳租调。齐灭东魏，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赐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顷。这时候齐并未创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顷，当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谓庶人，实际上得无限止地使用奴婢，仅仅是豪强家失去一些荫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无须阻挠了。
魏末年经长期战乱，豪强盛行兼并，均田制遭受破坏。东魏时分给民田，豪贵都得良田，贫弱都得薄田，经高隆之告发，高欢下令纠正，务求均平。其实，一个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齐三长制和均田制，大体上承袭魏制。至五六四年，齐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长制改为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阎里，百家为族党。均田制改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数的露田。又每夫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租调：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纳半床租调。受田奴婢的租调比良人减半（半床）。《隋书·食货志》说齐文宣帝时，豪强兼并，户口益多隐漏，可见齐时均田制比魏未年破坏更甚。齐武成帝改制，无非是减少三长人数以增加役夫，承认兼并（露田数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调。《隋书·食货志》称职事（有官职的人）及百姓（豪民）请垦田者名为受田。这里所谓受田，不再是国家分配耕地给农民而是兼并者向国家请垦地。贫弱农民无力自请垦地，只好给兼并者耕种，又回到荫附的旧路上去。
字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