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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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金之来源，一部分又靠政府举债。当失业者重行就业时，此种负储蓄行为逐渐减少。故设有两种方法，增加社会之真实所得，其一乃使失业者重新就业，其二乃除此以外之其他方法，设真实所得之增量相同，则边际消费倾向之减低速度，在前者情形之下大，在后者情形之下小。
无论如何，当投资净增小量时，乘数之值大；净增大量时，乘数之值小。
故设投资增减甚大，则我人必须以乘数之平均值为依据；乘数之平均值则又基于在该段投资增量中，边际消费倾向之平均值。
卡恩氏曾设想若干特例，然后研讨此种种因素之或然数量。当然，此处很难有一般性的结论，但有几点却可得而言，例如，一个典型的近代社会，大概会把真实所得增量之80％左右用之于消费；故设该社会为一闭关体系，失业者之消费又从转移别人之消费而来，则在计及抵消因素以后，乘数之值大概不至于比5 小许多。但设一国与他国有贸易关系，舶来消费品占总消费之20％，失业者从举债（或其他类似方式）得来的消费，约占其平日有工可作时正常消费之50％，则乘数之值，可能低至2 或3。故设有二国，其一国际贸易占重要地位，失业救济金之主要来源又依赖政府举债（例如1931 年时之英国），其二则此类因素较不重要（例如1932 年时之美国），②又设投资量之变动在两国相等，则由此引起的就业量之变动，在前一国小，在后一国大，二者相差甚多。
投资只占国民所得中之较小部分，但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使得总就业量与总所得之变动程度，远超过投资量本身之变动。这种现象，有了乘数原则以后，就得到了解释。
Ⅳ以上讨论都基于一个假定：即总投资量之变动事先已为人料及，故消费品工业可以与资本品工业同时增产，消费品价格之变动，只是因为当产量增加时，消费品工业有报酬递减现象。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时资本品工业中产量之增加，并未为人充分料到。设有此种情形，则此原动力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只有在经过一段期间以后，始能全部发生。这样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却使得有些人把两件事情混起来了：其一是乘数理论本身，这是在任何时间都适用的，没有时间间隔（time② 如更推广一步，则乘数也是投资工业与消费工业之生产情况之函数。
lag）；其二是资本品工业扩张时所产生的后果，这只有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始能逐渐产生，而且有时间间隔。
为澄清这两件事情之间之关系起见，我们愿意指出两点：第一，设资本品工业之扩张，并未为人料到，或预料得不完全，则总投资之增加量并不即刻等于资本品工业之增产量，而是逐渐增加；第二，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也许暂时与其正常值不同，然后逐渐回到其正常值。
故设资本品工业扩张，而此扩张事先未为人充分料及，则在某一段时间以内（over an interval of time），投资增量在各期（insuccessive periods）之值，构成一列数，边际消费倾向在各期之值，亦构成一列数，此二列数之值，既与该资本品工业之扩张事先为人料及这种情形之下之值不同；又与该社会之总投资已经稳定子一个新水准以后之值不同。但在任何一段时间中。乘数理论都适用，即总需求之增加，乃等于总投资增量与乘数之积，乘数则定于边际消费倾向。
今设资本品工业中就业量之增加，事先完全未为人料及，故消费品之产量，开始时毫无增加，此种极端情形，最易说明上文。盖在此种情形之下，资本品工业中之新就业者，想以其一部分所得用之于消费，于是消费品之价格提高。消费品价格提高之结果，乃有（a）一部分消费暂时延期；（b）利润增高，所得重分配，有利于储蓄阶级；（c）存货量减少。有此三者，故消费品之供需达到暂时均衡，均衡之恢复，一部分既由于消费之暂时延期，故边际消费倾向及乘数皆暂时降低；更有一部分既由于存货减少，故总投资之增量，暂时小于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换句话说，被乘数之增加，小于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时间逐渐过去，消费品工业亦逐渐适应新需求，故当延期下来的消费得到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之值暂时超过其正常值。其超过程度适与以前不足程度相抵，最后则回到正常值；当存货量恢复原状时，总投资之增量暂时大于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当运用资本Workingcapital 随产量之增而增时，暂时亦有同样效果）。
不测之改变，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始能对就业量发生全部效果，这件事实在某种场合很重要，尤其在分析商业循环时（象我在《货币论》
中依循的思路那样）。但这件事实，毫不影响本章乘数理论之重要性；乘数这个概念，还是可以用来指示：当资本品工业扩张时，就业量可以预期收到多少好处。而且，除非消费品工业已经达到其生产能力之极限，要增加产量，不能只在现有生产设备上增雇劳工，而须增加设备除非这样，否则只要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以后，消费品工业之就业量，即将与资本品工业中之就业量同时增加；乘数之值亦与其正常值相去不远。
Ⅴ由上所述，则边际消费倾向愈大，乘数之值愈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变动亦愈大。由此似乎可得一似是而非的结论：即在一贫穷社会中，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甚小，在一富裕社会中，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较大，因之乘数之值在前一国大于后一国，故就业量之变动在前者亦甚于在后者。
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把边际消费倾向之影响，与平均消费倾向之影响，划分清楚。设投资改变之百分比为已知，则高度的边际消费倾向，固然引起较大的相对影响（proporitionate effect），但设平均消费倾向亦高，则绝对影响仍小。今以下列数字为例说明之。
设社会之消费倾向如下：真实所得不超过5，000，000 人在现有资本设备上工作能够得到的产量时，则社会以其全部所得用之于消费；以后增雇第一个100，ooo 人时，社会消费其增产量之99％；增雇第二个100，000 人时，消费其第二批增产量之98％；增雇第三个100，000 人时，消费其第三批增产量之97％；以下依此类推。则当就业量为5，000，000＋n×100，000 人时，边际上乘数之值为100n，投资量则占国民所得中百分之n nn（ ）（ ）＋× ＋12 50。
故设就业量为5，200，000 人时，乘数之值甚大，等于50，但投资在所得中所占成数则微乎其微，为0。06％；故即使投资减低甚大，例如减低23，但就业量只减至5，100，000 人，约减低2％，设就业量为9，000，000 人，则边际乘数之值比较甚少，只是212，但投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则相当大，为9％，故设投资亦减低23，则就业量将减至6，900，000，即降低23％。
设投资量降为零，则就业量之减少，在前者为4％，在后者为44％。①上举例中，一国之所以较穷，乃因其就业量不足。设贫穷而由人工技术窳劣，或生产技术幼稚，或设备不良，则以上论证只要稍加修正亦可适用。
故乘数之值在贫穷社会虽较大，但设在富裕社会中，当前投资在当前产量中所占之戍数，较在贫穷社会中大许多，则投资之变动对于就业量之影响，亦在富裕社会中大许多。①由上所论，则增雇一特定量劳工于政府投资，其对于总就业量之影响，在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时，较之在几乎达到充分就业时要大得多，这亦显而易见。在上举例中，设就业量已降至5，200，000 人，则增雇100，000 人于政府投资上，可使总就业增为6，400，000 人。但设就业量已为9，000，000人，则增雇100，000 人于政府投资上，只能使总就业量增至9，200，000人。故即使该政府投资本身有何效用，颇成疑问，但只要我们能够假定，当失业问题严重时，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较小，则仅就节省失业救济支出这一项而论，已远超过该政府投资之费用。但当充分就业逐渐接近时，则该政府投资是否值得举办，就成问题。又因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边际消费倾向随就业量之增加而减少，故欲用增加投资这种方法，使就业量增加一特定量，其困难亦愈来愈大。
只要有此材料，则不难从总所得及总投资之统计中，作成一表，列出在商业循环各阶段中，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但我们现有统计不够正确，或当收集统计时，并未充分顾到这个目的，故我们只能作很约略的估计。据我所知，关于这方面最好的数字，还推库兹涅茨氏之美国数字（第八章第四节中已经提及），但也很不确定。从这些数字以及关于国民所得之估计，能够得到的投资乘数之值，比我预料的要低、要稳定。假使把各年单独观看，则结果有点不近情理，但若把各年配成一对一对，则乘数之值似乎小于3，而常徘徊① 参阅下文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① 参阅本章下文第五节中美国方面之估计。
于2。5 左右。由此，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似乎不超过60％至70％。这个数字，在经济繁荣时期固然还说得过去，但在经济衰颓时期则低得出奇，有点不近情理。可能解释之一，也许是美国公司财政在不景气时期仍非常保守。换句话说，如果因为不修补设备，以致投资降落甚大，但设备之折损基金仍照常提出，则结果将阻止边际消费倾向之上升；如果没有这种情形，边际消费倾向之值，势必上升。我恐怕这个因素，很加深了最近美国经济衰颓之程度。
但在另一方面，统计资料可能过于夸大投资之降落程度。据说1932 年之投资量，较之1929 减少75％以上，而净“资本形成”则减少95％以上，这恐怕不免言之过甚。如果这些估计稍为改变一下，乘数之值就会改变很大。
Ⅵ设有不自愿失业存在，则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一定小于边际产物之效用，也许小得很多。盖一人若失业已久，则作若干劳动，不仅没有负效用，也许还有正效用。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则由此可以推出：举债支出（loanexpenditure）①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之熏染大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
有件很奇怪的事情：人们依据常识，想摆脱经典学派之谬论，往往宁可选择全部“浪费”的举债支出，而不选择部分浪费的举债支出，盖后者既不全属浪费，自不免要讲生意经（business prin－ciples）。例如人们比较肯接受用举债来办理失业救济，但设政府要举债兴办改良事业，而此改良物之收益小于现行利率，人们就不太肯接受了。所有办法之中，人们最肯接受者，莫过于在地上挖窟窿，号称采金，但开采金矿，对于世界之真正财富，毫无增加，且反引起劳力之负效用。
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以此旧瓶，选择适宜深度，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之开采权租与私人，出租以后，即不再问闻，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当然大兴土木要比较合理些，但设有政治上或实际上困难，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
这个办法与现实世界中所谓采金完全相仿。经验告诉我们，当黄金之埋藏深度适于开采时，则世界之真实财富急剧增加，但当可采之金甚少时，则财富或停留不进，或竟下降。故金矿对于文明非常重要，非常有贡献。恰如从事战争，乃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之唯一正当用途；故借口采金，在地上挖窟窿，乃是银行家认为不违健全财政原则之唯一活动。金矿与战争都对人类进步有贡献因为没有更好办法。有一个小枝节可以在此一提：在经济衰退时期中，金价（用劳力和实物来衡量）趋于上升，这个趋势可以帮助经济复兴，因为经济上值得开采的金矿，其矿床可以由是加深，其矿质可以由是减低。
金之供给增加，也许可以促使利率下降。在此以外，如果我们不能用其① 以上所谓投资量，乃用投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衡量。设就业量增加时，劳力之报酬递减，则若以劳力计算，投资增加一倍，用物品（假使可以的话）计算，将不到一倍。
他办法，既增加就业，又增加有用财富，则开采金矿是非常切实的投资形式。
其理有二：第一，采金有赌博性质，故从事采金者不太注意现行利率。第二，采金固使黄金增加，但黄金与其他物品不同，其量虽增，其边际效用却不减。
房屋之值，定于其效用，故多建一屋，房租即将下降，故除非利率同时减低，否则继续投资于房屋建筑之利益，亦将逐渐减低。采金没有这种缺点；只有当工资单位（用黄金计算）提高时，采金才受了牵制，但只有当就业状况已大为改善时，工资单位（用金来衡量）才会提高。而且，设为较不持久之物品，则以后提出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时，可以产生不利反应：采金也没有这种缺点。
上古埃及可称双重幸运，因为埃及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与搜索贵金属），其产物不能作人类消费之用，故不会嫌其太多。一定是由于这个原故，上古埃及才如此之宫。中古则造教堂，做道场。造两个金字塔，做两场道场，其利倍于一个金字塔，一场道场。但在伦敦约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象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简便方法，可以逃避失业之痛苦。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第四编 投资引诱第十一章 资本之边际效率Ⅰ设一资本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