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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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重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下的各族人民,不断掀起了反抗元朝统治的武装起义。
(一)皇位之争与尚书省的重建
一、武宗即位之争
成宗铁穆耳皇后弘吉刺氏失怜答里生子德寿。一三○五年六月,成宗立德寿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德寿病死。一年以后,大德十一年(一三○七年)正月,成宗病死,无嗣。贵族们只能在皇侄中选择皇位的继承者,因而发生争夺,又酿成贵族间的火并。
一二九九年,失怜答里后病死,成宗立伯牙吾氏卜鲁罕为后。成宗多病。卜鲁罕后参予政事。一三○六年,成宗将其兄答刺麻八刺(已死)妃弘吉刺氏答吉及其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贬于怀孟。成宗死后,卜鲁罕与左相阿忽台等谋立安西王忙哥刺(忽必烈第三子)之子阿难答为帝。阿难答承袭父封,统治秦蜀之地,信奉伊斯兰教,因而与信奉喇嘛教的成宗不睦,但得到色目官员的支持。成宗死前几日,阿难答与宗王明里铁木儿等已赶来京师,策划奉卜鲁罕后称制,然后拥阿难答夺取皇位。但是,右丞相哈刺哈孙等蒙汉官员则拥戴真金的儿子答刺麻八刺的两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自一二九九年领兵与海都作战,多立战功,封怀宁王。这时驻戍阿尔泰山,镇守北边。哈刺哈孙密遣使臣,北迎海山,南迎答吉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封闭府库、收京师百官符印,称病不署文书,以待海山兄弟的到来。爱育黎拔八达在怀孟,得密报后,与讲儒学的师傅李孟商议。李孟回答说:“支子不嗣,是世祖的典训。”“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一三○七年二月间,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派遣李孟与右相哈刺哈孙合谋,不等海山军至,先行举事。
卜鲁罕原定三月初三听政。三月初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乘马入宫,哈刺哈孙自朝中出迎,捕阿难答,斩阿忽台等谋臣。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以李孟参知政事,并派遣使臣往迎海山。
镇守北边的海山在二月间得报后,三月初,到达和林,召诸王集议。诸王推戴海山称帝。海山说,我母、我弟都在大都,等诸亲毕至,再议。当他听到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自称监国行使号令,十分不满。札鲁忽赤阿沙不花奉使至野马川见海山,陈说答吉及爱育黎拨力八达遣使之意,说:“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他。”五月间,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拨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左右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出居东安州,赐死。又押解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到上都处死。会议推举海山在上都即皇帝位(武宗),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作为海山的继承人。阿沙不花受命回大都处治阿难答余党。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曾经采用“汉法”立太子,以确定皇位的世袭,但由于蒙古传统势力的强大,选汗会议的制度(忽里勒台)继续存在。皇位的继承仍必须经由大会选举的程序。成宗以皇孙而被立为“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又以皇弟而被立为“皇太子”,所谓“皇太子”,即皇位的继承人。忽里勒台制与“立太子”的候选制交惜而行,使元朝皇位的继承长期不能形成确定的制度。蒙古宗王之间,利用推选皇帝来争夺权利。自武宗以后,皇位继承多次演为剧烈的斗争,元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了。
二、尚书省的重建
封赏之滥 武宗即位后,为争取诸王大臣的拥戴,滥加封赏。宗王多人加封王爵,大臣封国公。中书省自丞相、平章政事以下,屡加官爵,并滥封遥授。宦官李邦宁也因得宠信加授司徒兼左丞相。九月,中书省臣请依旧制简汰冗官定为十二员。塔刺海为右相、培思不花为左相,床兀儿、乞台普济、阿沙不花、塔失海牙并为平章政事,但很快就又有增多。枢密院署事也多至三十二人,御史大夫增为四人。诸近侍从皇帝那里请得玺书,不经过中书省,即可取得官职。由武宗降旨授官者多至八百八十余人。
武宗又改和林等处都元帅府,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太师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原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从此,蒙古漠北地区也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武宗即位前,蒙古诸王在和林集会,都给与赏赐,即位后再次封赏。中书省臣奏报说:“成宗即位之初,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武宗指令仍按成宗时数额赏赐。母后答吉及弟“皇太子”各给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余两,钞万锭,帛二万余匹。武宗又在旺兀察都地建中都行宫,发六卫军万八千人供役。九月,中书省臣即奏报“帑藏空竭”,并说:政府每年常赋四百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支用只有二百七十余万。“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武宗即位四个月后,就已“财用不给”,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臣的报告,统计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需,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超出常年赋入的一倍。
尚书省“理财” 元世祖忽必烈时,阿合马与桑哥都曾设置专理财政的尚书省,先后罢废。武宗在一三○七年九月,再度议立尚书省,命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三人任省事。但朝臣中鉴于前两次失败,持异议甚力,迟迟未行。一三○九年八月,以乞台普济为尚书省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室奴、乐实为平章政事,用官六十四员。规定“旧事从中书,新政从尚书”。改各地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尚书省开始了理财的“新政”。
新造钞币——一三○八年(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预卖盐引”。又说:“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易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到一三○九年九月,已借支钞本至一千万锭以上。物重钞轻,钞法大坏。
尚书省平章政事乐实请变更钞法。一三○九年九月,新造“至大银钞”颁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罢废中统钞,各地限一百日至平准行用库倒换。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资国用。到一三一○年冬,至大银钞共印造一百四十五万余锭。
至大三年(一三一○年)正月,又铸造铜钱行使。元朝建国后,只造纸币。武宗时新造的铜钱,分为“大元通宝”“至大通宝”两种。至大通宝一文合至大银钞一厘,大元通宝一文合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也都相参通用。京师设立资国院,山东等六行省设泉货监,管领铸钱事务。铜钱行用后,又毁至元钞版,只用至大银钞与铜钱相权通用。
定税课法——一三一○年,定税课法。诸色课程,以一三○七年的旧额、元增,总为正额,折合至元钞数。自一三一○年开始,税课官员能再增收九分(正额十分之九)者为“最”,不到三分者为“殿”,堵到七分至三分者,分别称为上酬、中酬、下酬。税课官以税额多少评定等第。税课法鼓励官员多方征税,肆意加重对人民的剥夺。
(二)仁宗的“汉法”政治
武宗海山沉溺酒色,即位不满四年,即在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正月病死,年仅三十一岁。依据武宗即位时的定议,同年三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仁宗)。
仁宗曾随李孟学习儒学,倚重汉人文臣。即位后,革除武宗诸设施,力行“汉法”。元朝政局又为之一变。
废尚书省 武宗设尚书省时,遵循旧制,以太子兼尚书令。武宗死后,仁宗不待正式即位,即在正月间废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拘捕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处死。仁宗排除异己,以巩固帝位,同时改变制度,各地行尚书省仍为行中书省。以云南行省左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完泽、李孟并为平章政事。
废至大钞钱 仁宗三月即位,四月即下诏罢废至大银钞及铜钱。诏书说:“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弗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诏令罢废资国院、泉货监。各处至大钞本及至大铜钱,截日封存。民间行使者至行用库倒换。依旧印造中统钞及至元钞,子母并行。凡官司出纳,一准中统钞数。这年十二月,派官监视焚毁至大钞。
尊孔崇儒 仁宗自居怀孟时,即从李孟讲论儒术。做“皇太子”时,有人进《大学衍义》,他命节译进讲,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一并刊行,赐给臣下。仁宗即位后,信用李孟等汉臣,尊孔崇儒,力行“汉法。”
成宗即位时,曾诏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即位后,命国子祭酒刘康到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一三一三年六月,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元儒许衡从祀孔子庙廷。一三一四年,敕中书省议,孔子五十三代孙袭封衍圣公。一三一六年六月,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仁宗通过对孔孟程朱以至元儒许衡等的崇奉,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仁宗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又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一再表明以儒家的纲常之道作为元朝政治的统治思想。
一三一一年武宗死后,仁宗即征召世祖朝有声望的老臣程鹏飞、萧、刘敏中、王思廉、程矩夫等入朝,同议政务。闰七月,中书丞相完泽、李孟上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伸学者有所激劝”。仁宗指令“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平民)亦用之”(《元史·仁宗纪》)。汉人儒士广被擢用,儒学在元朝得到空前的重视。
仁宗即位后不久,读《贞观政要》,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命译为蒙古语,使蒙古、色目人诵习。一三一四年,又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与李孟择要译写《资治通鉴》进呈。一三一七年,仁宗命将《大学衍义》译为蒙语,次年,由江浙行省刊印。仁宗以五十部分赐朝臣。汉文经史的翻译,使儒学在蒙古、色目官员中也逐渐得以流传。
实行科举 蒙古太宗窝阔台时,曾用耶律楚材议,在汉人俘户中考选文士,中试者得放免为儒户,并非科举取士。忽必烈建国后,史天泽、王鹗及和礼霍孙等先后建议行科举,未能实现。仁宗即位后,一三一三年,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以经学取士,因为“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 章绘句之学”。李孟对仁宗说:“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这年十一月,仁宗下诏正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自一三一四年八月,各郡县推举年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举人(参加考试的文士)经乡试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御试。以后,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考试出榜。蒙古、色目第一场试“经问”五条,双人南人第一场试“明经”、“经疑”二问,都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汉人南人加试经义一道。《诗经》以朱熹注为主,《周易》以程、朱说为主,《尚书》以蔡沈注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安国传(注),《礼记》用古注疏。蒙古、色目第二场考试策一道。汉人、南人第二场考试古赋诏诰章表,第三场考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如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仁宗对待臣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科举实行后,在政治上多少满足汉人地主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传播。考试规定用朱熹注,又使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进而确立了理学的思想统治,影响是深远的。
经理田赋 仁宗实行“汉法”政治,也采用汉人传统的理财方法经理田赋。一三一四年,平章政事章闾上言,“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元史·食货志》)他建策行经理之法,使有田之家及诸王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做到“税入无隐”。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也主此议。仁宗派章闾往江浙,昵匝马丁等往江西,陈士英等往河南经理。经理之法,先期揭榜,限四十日,各以其家所有田亩数,向官府如实自报。作弊者许人告发治罪。
三省实行经理后,遭到贵族、乡豪的抵抗,官员以虚为实,妄增顷亩,因缘为奸,也出现了许多流弊。一三一五年秋,江西赣州蔡五九聚众起兵,攻陷汀州宁化县。江浙行省出兵镇压。御史台上奏说:“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元史·仁宗纪》)经理田赋又因而停止。
平察合台后王 察合台后王自成宗时已归服元朝。武宗时,察合台汗宽彻曾将撤马尔罕、塔刺思(塔拉斯)、塔失玄(塔什干)等城在成吉思汗时所造的户口青册,迸呈元廷,以表示臣服。仁宗时,也先不花图谋联合金帐汗国月即别汗反元,月即别不从。一三一四年,元朝镇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