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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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两京和商业城市
南京自一三六九年开始建设新城，一三七三年间告成，周回九十六里。一三九○年扩建外城，周回一百八十里，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京城所在地应天府，领八县，据一三九三年的户口调查，应天府及所属上元等八县共有编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明史》卷四十）。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西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是六朝以来古都。明朝建都后，城中聚集了大批官员和新贵，也不能不出现为消费生活服务的工商业人口。城中匠户多达四万五千多户，担任运输工作的“仓脚夫”两万多户，从南方各省强制迁来的富户也有一万四千多户。南京城区人口，多至四十七万三千多人，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原来金陵的旧城区，仍是繁荣的商业区，居民的生活几乎都要依赖市场的商品供应。
北京原是元代的大都，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城市。元顺帝撤离大都时，曾胁迫大都居民随行，城市经济秩序遭到战争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一三六九年整个北平府所辖各县的户口总数，只有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户，四万八千九百七十二口。（《顺天府志》卷八）北平城区所属的大兴、宛平两县，人户均不足三千，人口不足一万。一三七二年明廷为增加北平府的人口，曾把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七千余口移置北平各州县卫所，籍为军户或民户，给田耕作。另有所谓“沙漠遗民”（指蒙古族人）三万二千余户在北平府管内置屯，开垦荒地。大兴县立四十九屯，共安置五千七百多户，宛平县立四十一屯，安置六千一百多户（《太祖实录》卷六六）。其后又多次移民，充实北平。成祖迁都前，又由南方迁徒富户，以实京师。北京人口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区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户口数迄无准确统计。北直隶共辖八府、二直隶州、七属州、一百一十六县。一三九三年统计共有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二户，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口（《明史》卷四十）。作为北京所在地的顺天府人口，据一四九一年的统计，所领五州，二十二县，共有十万零五百一十八户，六十六万九千零三十三口。这六十多万人口，大多数属于大兴、宛平二县。北京城市居民当少于两县人口的总和。
南北两京商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差异。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手工业、商业有着长久的传统和优越的发展条件，商品经济的水平历来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农业区的北境，明朝建国后，与北边的蒙古连年作战，西北的商业通道也被阻塞，只有南方一条经济孔道与内地各省往来，依靠大运河输送粮食及其他物资。
南北两京的体制，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这不仅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也在经济上会构成一条联结南北的连锁轴线。这是和当时全国商业市场结构相符的。南北纵向的商业贸易联系成为明朝商业的特征。
南北两京外，宋元以来形成的一些商业城市，也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而逐渐复兴。如杭州、苏州、扬州等地已恢复为纺织业及其交易中心。济南、开封、松江、常州、荆州、南昌、成都等地，成为粮食交易或商品的集散地。南北大运河开通后，沿运河城市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都形成活跃的商业城市。沿边城市大同、开原、洮州、河州、大理等城市与边境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或土产贸易。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宁波等城市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宣宗实录》卷五十）
二、商业交通
明朝建国之初，曾对元代原有的驿站进行整顿，设立水马站、递送所、急递铺，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每站相距六十或八十里，修有驿路大道（《太祖实录》卷二五）。这种官设的驿路大道同时也是商业往来的商路。运河既是南粮北运的漕河，又是商品运输的水路。
全国重要商业城市之间都有历史形成的传统商路，构成商业交通网络。北京南经河间、保定的商路是商贾往来的通衢大道，直抵河南开封。自开封东沿汴、泗转向江、汉，达于四方，商贾聚集。陕西的西安，西入甘肃、四川，东至齐、鲁，是东西向商路的交汇点。四川的成都，东下荆楚，以至长江下游各地。山东济南，是粮、布贸易的集聚地。北至德州、临清，南至济宁，为运河通道，漕船往来，贩运百货。登州、莱州三面临海，与辽东各地通商。武昌上通秦陕，下临吴越，乃至巴蜀、云、贵。杭州南通福建，西接三吴，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南昌为吴楚、闽、越的商业交汇点，瓷器生产行销全国。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与福州、宁波同为海外商人的聚地。
宣宗时，全国商业城市约有三十多座（《宣宗实录》卷五十）。各城市之间，由商路连接，形成商业市场的网络。商品运输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船。永乐时边境用兵，使用大型的马拉运输工具“武纲车”运粮。民间有四轮大马车，用来进行长途运输。陆路运输有小型马、牛车，人力独轮车。船是南方重要的运输工具。漕船是平底浅船，“载米可近二千石”（《天工开物》卷中）。明初沿用元代的“遮洋浅船”或“钻风船”在近海航行，运粮辽东。
三、对外贸易
明太祖曾宣布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为不征国（《皇明祖训·箴戒篇》）。所谓“不征国”就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周边国家传统的贸易活动，仍采用朝贡贸易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以防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明史》卷二○五）
明朝建国前夕，就在江苏太仓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建国后，在广州、泉州、宁波各设市舶提举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八一）明廷对朝贡国颁发“勘合”一扇作为贸易许可证。来朝贡贸易时，与市舶司所存另一扇勘合相符，方许贸易。各国朝贡的船只、人数都有详细的规定。对贡品实行“给价收买”的办法。除各国王贡品以“赏赐”名义给予报酬外，番使人等附搭的商品，由官府给价收购，其他番货也允许在限期内于指定地点与民间交易。
明成祖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成祖实录》卷二三）并多次派遣中官出使东南亚各地，招徕各国朝贡贸易。成祖至宣宗时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舰队远航，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舰队给海外诸国带去了纻丝、青花瓷器、铜铁器、印花布、缎绢、水银、雨伞、玻璃制品、中国麝香等商品，带回各种香料，宝石珍珠及其他土产品，有时也进口中国缺少的贵重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西洋番国志》）。明朝的铜钱成为当时南洋等贸易活动中主要货币，郑和舰队带回的商品，罕见的珍宝进贡皇室，其他一般的珠宝、香料、药材等外国产品，则由官府开“库市”，许商人“博买”，交纳商税，领取执照，转卖于民间。官府与商人均可由此获得厚利。（《殊域周咨录》卷九）
（四）各地农民起义
明太祖率领农民军推翻元朝，进而削平割据的群雄，建立起明朝的统治。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并没有因为明朝的建国而得到缓解，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而更加激化。明太祖鼓励农民免税垦荒，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的现象，也随之发展。一三九七年，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有一万四千余家。官员之家，得免摇役。豪富占田可逃重税。失去土地的农民却仍然要负担烦重的赋税与差役。明太祖倚信的儒臣解绪奏报说：“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明史·解缙传》）遭受严酷压榨，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
南京应天府和北京顺天府所属州府地界，对豪强的打击较厉，对居民的统治也较严，不见有农民起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主要爆发在两广、福建、江西、湖广、川、陕、浙江等豪强势力较强、土地兼并较重的地区，并且是在明初至一四二○年的半个世纪之间，此后社会经济遂渐发展，农民得到较多的谋生之路，起义的风暴逐渐趋息止。
下面叙述明太祖、成祖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一、广东、广西的农民起义
广东地区元代属江西行省及湖广行省统辖。广西地区原属湖广行省，元末始置广西行省。明太祖即位金陵时，两地区都为元朝地方官军所统治，一三六八年初，明军进军广东、广西，元朝各地守将先后败降。七月间，明军平两广。两广各地区的农民在明太祖统治时期，先后举行了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
一三七二年，广东潮州民千余人首先起义，占领了揭阳、潮阳两县，被潮阳卫明军镇压。一三七九年，潮州海阳县民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朱得原被明军杀死。一三八一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一三八八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
广州地区在一三八一年冬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广州人曹真、苏文卿等在海上起兵，联合山区单志道、李子文等起义民众占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明南雄侯赵庸率步骑、舟师一万五千余人，分道进剿，多遭陷没。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起义舟师战败，诸寨相继被攻破。起义军二万余人，家属八千余人被擒，五千余人被杀。第二年，广东人民再次起义，首领号“铲平王”，起义群众多至数万人。明赵庸军又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军被杀八千八百余人，被俘一万七千余人，家属被俘者一万三千余人。
广西地区早在一三七○年，即有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被南宁卫明军镇压。一三七二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民人为军，又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被明廷称为“蛮”的大藤峡地区各族人民在一三七五年起义反抗，被柳州卫明军镇压。一三九五年当地各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附近的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征南将军杨文等驻师奉议州东南，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军，共同镇压起义。起义者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余人和军家属八千二百八十余人被杀，起义军首领黄世铁也被杀牺牲。
二、福建的农民起义
明太祖建国后，平陈友定，始得福建。一三七○年，泉州惠安县民陈同率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附马都尉王恭军镇压。一三七二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县治。一三七七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一三七九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据雷公、狮子岭、天柱等寨。一三八一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属，进攻龙溪县。这些起义先后被镇压，但都打击了当地的地主豪强，冲击着明朝的统治。
三、江西、湖广地区的农民起义
江西袁州（今宜春县）是元末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的故乡，湖广罗田县是蕲黄红巾军领导人徐寿辉的故乡。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江西与湖广是徐寿辉、陈友谅管辖的地区。弥勒教在民间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正月，蕲州民王玉二聚众烧香，密煤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降生，传写佛号，鼓动群众起义。一三八七年，袁州府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信，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有弥勒教宣传群众。一三八六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至新淦，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新淦县民杨文、曾尚敬等与彭玉琳同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这些起义，发动后不久，即先后被明军镇压。
江西、湖广地区还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江西“顺天王”和夏三的起义——一三八三年广东瑶族人民起义，影响及于江西。永新、龙泉人民也聚众起义，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明廷特派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副将军前去镇压，次年三月，起义失败。
一三九○年赣州农民在夏三领导下举行起义，聚众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的起义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袁州卫指挥蒋旺不敢出兵，驱赶民丁三百人去抵挡起义军。起义军迅速发展，明廷特派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湖广各卫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去镇压。明廷用三侯为将，出动大军，说明起义的威胁是严重的。起义遭到镇压，起义者被杀三千七百多人，被捕一万六千余人。
湖广“铲平王”吴儿起义——一三七八年六月，湖广五开（贵州黎平县）民吴儿聚众起义，明靖州卫指挥金事过兴率三百士兵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得大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起义军遭到辰州卫指挥杨仲名所率明军的镇压，吴儿在人民的掩护下逃脱了明军的追捕，继续在其家乡附近秘密活动，积聚力量。一三八五年七月再次起兵，称划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农民响应，号称有众二十万人。明廷震动，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护卫，号称二十万大军，镇压起义。起义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