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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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即疏请致仕。毛纪代为首辅，力言不可，世宗斥责说：“你们无君，也要让我无父么？”毛纪等惶惧而退。世宗正式诏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世宗实录》卷四一）礼部奉诏拟定仪注奏止。世宗制准。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场风波。朝臣纷起上疏谏阻。首辅毛纪与新入阁的大学士、原吏部尚书石珤（宝）也上疏谏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会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种等遂摭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参加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九卿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顺门候旨。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退去，群臣必求偷旨。再次传谕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于朝政逐渐熟悉。杨廷和去后，对于抗旨臣下，渐趋严厉，屡加斥责。面对左顺门的严峻形势，世宗行使皇权，采取镇压措施。先将为首者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锦衣卫奉诏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谪戍。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责。被杖致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册宝，上生母蒋后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间，经席书、张璁、桂萼等与群臣集议，世宗正式颁诏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怀惠慈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世宗实录》卷四三）次年，在太庙旁建世庙（后改称献皇帝庙）奉祀献帝。大礼之议，世宗终于战胜朝臣，取得全面的胜利。
世宗初即位，与杨廷和等阁臣协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赞誉。大礼议起，杨廷和等执意胁迫世宗以生父为叔父，顺从内阁，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过之后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说：“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世宗实录》卷八九）这里，说出了世宗郁结已久的衷言，也大体上接近于实际。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轻的世子即帝位，对武宗朝的旧臣也多所防范，绝不甘于受人操纵。君臣之间的暗斗明争，到左顺门事件而发展到了顶点。谈迁《国榷》引支大纶《永昭二陵编年信史》论大礼之议说：“大礼之议，肇于永嘉（张璁）……伦序昭然，名义甚正，自无可疑”。“（杨廷和）力主濮议，诸卿佐复畏廷和之排击，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为守正，以附永嘉者为干进，互相标榜，毒盈缙绅。”支大纶不拘于标榜“守正”的偏见，所论较为客观。他又论左顺门事说：“然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人，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已”。说世宗是“万古一君”显是称颂过分。但世宗作为不满二十岁的新君，面对元老群臣的胁迫，临乱不惧，力挽狂澜，终于使大局底定，确是显示出他独具的胆略与才能。不过，杖责臣下十余人致死，不免失于严酷。对于才有可用、过有可原的阁部诸臣斥逐过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锐意革故鼎新，由于朝臣连年陷于大礼之争，影响了新政的继续实施。此后起用新人，重整阁部，明朝政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继续
左顺门事件，内阁首辅毛纪即引咎致仕。费宏成为首辅。吏部侍郎贾咏入阁。礼部尚书席书于八月间自南京来京师到任，推荐起用武宗时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也向世宗荐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杨一清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次年又召入内阁，参预机务。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在大礼议中未参与争议，持论较为公允，私下则赞同张璁之议。张璁奉命修成《大礼集议》，一五二五年进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一五二六年为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献夫、霍韬俱为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费宏、石珤致仕。张璁早在两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荐武宗时的致仕大学士谢迁，说他“虽垂老之年，实台辅之器”。费宏致仕后，杨一清荐引谢迁入阁。八月，贾咏致仕。十月，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署都察院事。桂萼为吏部尚书、方献夫为礼部尚书。礼议之争中，杨廷和等阁部诸臣坚执己见，自诩为“守正”，诋张璁等为“新进”。大礼议后，新旧朝臣之间，仍不免明争暗斗，时有纷争。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两事。
郭勋、张寅案——郭勋是明初名将武定侯郭英的后裔。世宗时袭封武定侯爵，掌领团营。大礼之议，曾赞助张璁。山西太原卫指挥张寅得识郭勋。张寅仇家薛良揭发他原名李福达，是山西代州人，曾随从叔父李钺参加过弥勒教的反乱，李钺被杀，福达逃走，改换姓名。张寅自动到官置对。代州知州坐实其罪。巡抚毕昭则认为是仇家诬陷。一五二六年秋，御史马录巡视山西，重新查问此案。郭勋写信给马录，托请免于追究。马录将来信上奏，并弹劾郭勋庇奸乱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审理。大理寺评事杜鸾说席书助郭勋偏袒张寅，上书请先将郭、席二人正法，然后再审此案。十一月，世宗准左都御史聂贤等奏，将张寅系狱待决，诘责郭勋，不予问罪。张寅子大仁上书为父申冤。给事中、御史亭台谏官连章劾奏，说大仁上书申冤是经郭勋指点，郭勋“交通逆贼”、“知情故纵”、“党护叛逆”，应置重典连坐。郭勋向世宗申诉，说是因议礼得罪廷臣。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害，并将渐及议礼诸臣。世宗命将人犯逮京，由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会同大理寺审讯，颜颐寿等再次坐实此案。世宗说要亲自审问。颜颐寿等又改指为疑狱。世宗更加怀疑。一五二七年四月，世宗将颜颐寿等审问过此案的官员，俱系诏狱。命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共同审理。御史马录被迫承认“挟私故入人罪”。遂以仇家诬告定案。世宗要将马录处死，张璁、桂萼等说他罪不至死，请予宽宥，改为谪戍。世宗又将审问过此案的布政使李琼等十二人谪戍，左都御史聂贤等十一人削职为民，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十七人革职闲住。因此事获罪的官员多至四十余人。此案起于民间仇怨，张寅是否李福达本在疑似之间，既使属实，也只是曾经随从作乱，并非起义首领，且早已降附明朝，在军中效力，前罪并非必不可赦。台谏官因此案群起劾奏郭勋，兼及席书，显然是借题发挥，小题大作。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论此事说，当福达叛乱时，郭勋岂曾参与谋划？说他嗾使申冤，也并不一定真有。最多只能治他个请托之罪，为什么一走要连坐？况且“知情藏匿故纵”之律与郭勋本不相似，一定要据此治罪，置于重典，只能是激成翻案（《明史经事本末》卷五十六）。郭勋在朝并非贤臣，后因贪婪谋利等罪被劾，死于狱中。但就此案而论，谷应泰的剖析，则较为公允。谷氏又指责张、桂诸人审理此案，是仇视台谏。实际上，对台谏诸臣的严惩，乃出于世宗本人。但世宗因涉及议礼而被激怒，张、桂诸人也确曾受命平反，迫使马录承伏。这一事件表明，大礼议后，新旧臣僚之间，乃至世宗与旧臣之间，仍然心存积怨，难以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寅或李福达案，实是议礼之争的一个余波，但仍是轩然大波。
杨一清案——杨一清自宪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考中进士，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三朝，曾领兵西北，抗御蒙古，又曾与太监张永除刘瑾，因而在朝臣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大礼议中，群臣多附和杨廷和，致仕家居的杨一清独赞张璁。世宗起用总制三边，又擢入内阁。费弘致仕后，晋为首辅。一五二七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仍掌都察院事。谢迁也奉召入阁，但已年近八十，次年三月即告老。六月，世宗逾次擢任礼部右恃郎翟銮入阁。一五二九年二月，桂萼入阁。内阁四人中，翟銮遇事顺从帝意，小心从事。杨、张、桂三人实际任事。七月间，兵科给事中孙应奎上疏，弹劾内阁说：“大学士杨一清虽练达国体，而情多尚通，私其故旧”，“张璁学虽博而性偏，伤于自恃”，“桂萼以枭雄之资，桀骜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气节，援党与而暗役言官，大私亲故，政以贿成”（《世宗实录》卷一○三）。杨、张、桂三人各上疏自陈，乞休，世宗均予慰留。八月，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张璁、桂萼荐用私人。工科给事中陆桀上疏，说张、桂“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乃敢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世宗命张璁回家自省，以资后用。桂萼革去学士职衔致仕，又令法司查究张、桂等荐引的官员。詹事府詹事霍韬上疏为张璁、桂萼申辩，说他们多有专权，是出于向世宗效忠，不避祸福。张璁引用浙江人王桀即指为亲党。王桀与杨一清都是南直隶人，岂不也可说是亲党？又说王准、陆桀的弹章，是受杨一清指使，并列举杨一清任用私人及贪贿事状。吏部尚书方献夫说言官追究张、桂荐引的官员，多至百余人，多是受诬陷，一概看作是亲党加以绳治，岂不要空人之国？九月初，张璁已行至天津。世宗又下诏召还，复任。光禄寺少卿史道言上疏说：“风习易移，人才难得。杨一清有通达万变之才，张璁力足以担当天下之重。伏愿陛下谕勉二臣，忘私奉公。”世宗嘉纳。霍韬又上疏乞假归省，说为张璁等辨雪之后，刑官仍再追逼诬陷桂萼受赃。这是由于桂萼任事独勇，任怨独多，为众所忌。刑官谓陛下犹可欺侮，奸赃权臣（指杨一清）独不可触。又说前疏所述杨一清赃罪，皆有指名，皆有实迹。霍韬请求彻查桂萼及杨一清赃案，说，一清、萼实有赃贿，即显剹于市。臣或陆桀妄言，也显剹于市。世宗不准霍韬乞假，下诏说：杨一清位居内阁辅臣之首，乃大肆纳贿，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体。命法司会官议奏处置。刑部尚书许讚会同官员议奏杨一清“大肆纳贿”，但系耆旧重臣，请予罢官归里或令休致。世宗览奏，谕内阁：杨一清“不顾晚节，贪婪无耻，赃迹显著”，“今当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銮拟旨。张璁连上三疏，历叙杨一清议礼之功，说，当群议喧腾之时，得老成大臣赞与一词，所助不少，请予宽容。第三疏中并说：“况臣复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韬所奏，中外臣工不能无疑。保全一清，实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实录》卷一○五）情词极为恳切。世宗慰谕，说已从宽区处。杨一清自陈：“罪状既著，诛窜何辞，请予矜贷，削职放还。”世宗诏准致仕，驰驿以归，并赐金、布、纻丝等物，让他较为体面地退任。杨一清历仕四朝，功业昭著，但长期处在前朝贪贿成风的官场，似亦不免沾染积习。《世宗实录》所载有关奏疏及诏书表明，杨一清贪赃受贿，确实有据，并非他人诬指。杨一清曾自称与张璁“虽间有异同，旋即如故”，“盖终始未尝失欢”（《世宗实录》卷一○四）。旧史家或囿于偏见，指张璁力排一清以求晋任，不免有违史实，持论也有失公允。不过，左顺门事件后，世宗有意冉行新政，杨一清趋于保守，因而与张璁等每有不合，则是事实。早在张璁敕罢之前，杨一清即曾上疏说：“今之持论者，多尚（原作‘尚多’）纷更，臣独劝以安静。多尚刻削，臣独矫以宽平。欲变法，臣谓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谓不如省事”。（《世宗实录》卷一○三）杨一清致仕后，世宗倚任张璁等人，继续实施消除积弊的新政。
永嘉人张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岁，才考中进士。世宗即位后，作为新科进士，尚无官职，在大礼议中力排众议，独持尊父之论，因而获得世宗的赏识和杨一清等人的赞许。但在议礼之争中，也因而受到杨廷和为首的守旧群臣的攻击，请求严处张璁的奏疏纷至沓来。张璁入阁后，荐用新人，革除弊政，于是又成为旧臣与新臣、北人与南人、守旧与革新诸矛盾的焦点。因荐引新人而被指为私植亲党，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以及“干进”“骤贵”等等也都成为言官们攻击的口实。守旧者自诩为“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为“干进”“好事”的小人，是历代保守派攻击革新派的故技。旧史家沿袭其说，多欠公允。事实上，正由于张璁是新进的官员，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场的腐败积习，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够的勇气。谈迁《国榷》称他“学博才赡，有廊庙之用”。《明史·张璁传》对他多所指摘，但也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说他“持身特廉，痛恶脏吏”当是事实。张璁以进士而入居内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见的阁臣。杨一清罢后，张璁被擢任为首辅。后因避世宗厚熜讳，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致仕，翟銮任首辅，十一月被召还。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请致仕，方献夫继任首辅。次年正月，张璁又奉召复任，一五三五年四月致仕，阁臣李时继任首辅。在此期间，张璁、方献夫与主张革新的官员辅佐世宗继续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新政。
革镇守中官——宦官出镇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领兵镇守，掌握兵权，多施横暴，又往往牵制主帅，延误军机，甚至与内宦结纳，酿成乱事。一五二九年三月，御史毛凤韶建言裁革各地镇守官及补差内臣，兵部议复，只在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