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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部分

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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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二十五岁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岁退位,统治清朝六十年。虽然退位之后,仍以太上皇继续干预朝政,但由此结束了作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长深宫,不谙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后,为要巩固他的统治,又力求建立功业,比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这种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为六十年间的统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使这时的清朝大体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华,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导实心实政。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巨大的靡费。自皇室贵族至地方官员贪婪无厌,吏治日坏,国力日损。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强盛掩盖着内在的虚弱,歌颂升平的背后酝酿着衰乱的危机。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军战胜廓尔喀后,乾隆帝曾撰《十全记》,自赞其五十七年间的“十全武功”,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御制文三集》卷八)这十次战争,对于巩固前朝确立的版图,强化边疆的统治,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臣僚们也因此颂为“鼎盛”。但是,边疆战争中,大小金川之战,如果处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领停战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诛灭”,最后还是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准、回之战,对于稳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势,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清军获胜后,对当地各族民众肆行残酷屠杀,则只能加剧民族间的矛盾。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清军损失惨重。清廷发重兵镇压起义,并无功绩可说。至于对藩国缅甸和安南的侵略战争,清王朝事实上都遭到失败。廓尔喀之战,清军获胜后,并非必要地深入廓尔喀境内,最后仍不得不退军言和。综观清廷这十次战争,有功有过,而过大于功,败多于胜。乾隆帝不去正视经验教训,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称“十全老人”,说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变不惜穷兵黩武,自炫功业的心理。
  乾隆帝在传位皇子的诏书中说:“朕缵绍洪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和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觏。”(《御制文三集》卷六)在驳斥尹壮图关于官吏贪婪,民间“蹙额兴叹”的奏报时也说:“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又说:“夫以朕之爱养斯民,如此其厚,天下万民无不身被膏共知感戴。尹壮图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无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状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且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把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
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
  嘉庆帝在位二十四年,继承前代形成的衰朽之局,有心兴革而无力兴革。长期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为人民群众的武装反抗,嘉庆元年,川、楚、陕等省即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参加者多至数十万人。武装斗争遍及三省边界和河南南部地区,延续了九年之久。清王朝为镇压起义,动用兵力十余万人,耗费军费二万万两。东南沿海人民的海上武装斗争,随之兴起,先后历时八年,波及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会起义,威胁京畿,起义者曾打入皇宫,震动了宫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人民起义,此仆彼起。以嘉庆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终日皇皇,不能自安。清朝的统治日益动摇。
  乾隆帝为求立功耀武,连年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的局面,到嘉庆帝即位时已经终结。历史的发展,使清王朝转而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威胁。向东方寻求殖民利益的英国,不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侵扰,堵截他国的商船。鸦片大量输入,使清朝的白银外流,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危害。日益衰弱的清朝面对着日渐强盛的英国的来侵,斗争不可免了。
(一)川陕楚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发动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嘉庆帝刚刚宣告即位,湖北枝江、宜都等地即爆发了白莲教徒发动的农民起义。
  乾隆帝镇压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陕、楚交界处的南山和川、楚间的巴山,距省城遥远,山区的农民和山民,遭受着地方官吏和地主豪霸的残酷剥夺。乾隆时期,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的饥民陆续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谋生,在山林间,搭棚居住,因而又被称为“棚民”。耕地不足,又在盐井和铁厂、纸厂、煤厂等处充当雇工或背运为生。数年之间,聚集数十万人。棚民遭受多方欺凌,最为艰苦。经过白莲教徒的发动,三省交界的山区,成为起义的爆发点。
  乾隆帝退位前,曾对这些省区的白莲教徒严厉镇压。白莲教以其他名义,秘密传布。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号为混元教的首领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被清朝逮捕处死。弟子刘松被发遣甘肃隆德县。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又与弟子刘之协继续传教,改名三阳教,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辅助牛八(即“朱”,隐喻明室后裔)。次年,转往湖北襄阳,与号为收元教的教首宋之清联合,仍称三阳教。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与刘之协不合,另立西天大乘教,在川、楚、陕、豫等省区广泛传布,宣传辅佐牛八,反清复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夏,清朝在陕西兴安府破获西天大乘教,逮捕首领多人。又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九月,宋之清、齐林等首领在湖北被逮捕。十月,收元教首王应琥也在湖北被捕。刘松及刘四儿等在陕西境内被捕。刘之协脱逃。乾隆帝处死刘松、宋之清、王应琥及各地教首数十人,随即诏谕各地,对白莲教徒严加搜捕。白莲教及改换名义的各教派,是起义农民秘密联络、策划反清的组织,也是贫苦无告的民众互助自卫团体,各地入教者不下数万人。地方官吏乘机以搜捕为名,对入教者严刑逼供,多方勒索,甚至“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习教和不习教的民众都被逼得无路可走。一场“官逼民反”的战争不能不爆发了。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冬,三阳教首刘之协与各路教首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在襄阳集会,议定以“官逼民反”作号召,分东、中、西三线,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同时起义,派出传教师到各地组织筹划。
  在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间邀同聂杰人、刘盛鸣、黄庭柱、向瑶明等在山洞打造刀枪等物,为辰年辰月辰日起义进行准备,被地方官发现。黄庭柱、刘光先等在长乐、长阳等地被捕,起义不得不提前发动。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十一日,起义者聚集在宜都聂家河聂杰人家,首举义旗,武装占据灌脑湾,发展到一万人,内有白莲教徒二千人。二月,长阳林之华、覃士辉在九州河等地起义,张训龙策动弟子覃佳耀等在风火山起义。两支起义军联合,攻占榔平,发展到一万五六千人。二月十五日,来凤胡正中领导起义,三日内就发展到三四万人,攻下来凤城,占据旗鼓寨。附近教徒及农民群众起而响应。陈得本、刘秀石等聚众千人,由东湖进入当阳县境,得到县役杨起元、熊道成等接应,于二月十七日攻入县城,惩办贪官,擒捕县令黄仁出署,“以钱一串置令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中,拉杀之。”(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编》卷九)王聪儿、姚之富等于襄阳会后,在襄阳附近地区组织起义。二月二十日,姚之富之子姚文学率众围攻房县,另一首领曾世兴攻下保康。二十二日,吴明山攻下竹山,联络王全礼兄弟攻郧阳,约于三月十八日合兵攻白河、洵阳。三月间,聂杰人降清被杀。白莲教主要领导人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刘起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等,率领一万人,在襄阳黄龙档正式宣告起义反清,随即进攻枣阳、樊城、襄阳等地,发展到四五万人。湖北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在一七九六年夏,迅速发展壮大。
  四川达州白莲教领导人徐天德,与王登廷等于九月十五日起义,响应湖北,旬日间,发展到一万多人;东乡王三槐、冷天禄也聚众万人在丰城起义,响应徐天德;徐天德又派遣弟弟徐天富到太平鼓动黄富才、卿有才起义,占据城口、鞍子坪互为声援。起义军随即攻下东乡县城,控制了周围一百数十里的地区。十二月,巴州罗其清和苟文明等在方山坪起义;通江冉文俦和冉天元等在王家寨起义;太平龙绍周和徐万富等在南津关起义。四川几支起义军,都有一定的联系,并和湖北起义军互相声援,声势益盛。
  十一月间,陕西安康冯得仕起义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义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义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义于汝、洞二河,相继遭到清军镇压而失败。但陕西的白莲教徒和棚民,已然点起燎原的烈火,清军难以扑灭了。
  起义爆发后,嘉庆帝命湖广总督毕沅镇压湖北荆州起义,西安将军恒瑞进攻当阳起义,都统永保率兵增援;陕甘总督宜绵镇压陕西起义军;四川地区先后由总督福宁,英善镇压起义。又陆续调遣八旗兵和各省绿旗兵参战。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正月因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之奏请,命荆州将军兴肇撤出镇压苗族的清军,带兵四千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带兵二千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带兵六千赴达州,集中兵力镇压三省起义。
  湖北农民起义军面对清兵的强大攻势,据守的城寨相继被攻破,一七九七年初,便改用流动作战方式,向陕西转移。三月初,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率领下,分兵三路,经过河南向陕西进军。进军途中,湖北、河南等地习教的农民“千百成群,一呼而至”(《剿乎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六)。入陕西后,南部山区参加起义的农民有数千人。李全的弟子陈子明说:“三股原只四五千人,自到陕以来,陆续入伙及裹来者,现在两万有余。”(同上,卷三十八)农民起义军行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数百人一伙,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无可奈何。六月,起义军集结于紫阳,渡过汉水,分路入川,和四川的起义军在东乡会合,商定编组办法和作战方略。起义军的编制是以青、黄、蓝、白等号为记,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四川达州徐天德被当地地主武装乡勇包围,三月初六日坠崖自杀;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轻信知县刘清,被诱骗到清军大营,解送北京处死;首领罗其书、冉文俦、罩佳耀等也先后牺牲。
  农民起义军在三年的战斗中,已经形成二十万人的大军,活动地区湖北有三十九州县,四川有三十六州县,陕西有三十五州县(厅),河南有二十州县。虽然在一些战役中,遭到清军的镇压而陷于失败,但清朝仍然难以制止农民起义军的继续发展。   
二、嘉庆帝的对策
  嘉庆帝初即位,即面对波及数省的农民起义风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嘉庆帝在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传谕川、鄂、陕将军督抚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从未有数年之久,靡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指镇压起义)。乾隆帝虽已退位,仍主持军国大事,不能不参予镇压起义。陕西巡抚永保追剿张汉潮兵败,以罪当死。乾隆帝亲自处治,免死降职留用。嘉庆帝在谕中说:“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乾隆帝于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初二日病死。嘉庆帝随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以图消灭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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