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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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从不除减”。
三、关于“摊丁入地”
所谓“摊丁入地”，是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这个办法，在康熙后期，即已试行于少数地区，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广，则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无地之丁虽然不交田赋，但须交纳丁银。摊丁入地之后，则无地之丁，并丁银亦不必交纳。
摊丁入地是丁银征不足额的必然后果。王庆云在《熙朝纪政》一书中说道：丁银“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可以保证“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这就证明清王朝之所以改行摊丁入地，是为了丁银的征收得到足额的保证，更有效地使农民附着于土地。
虽然如此，摊丁入地仍然不失为一项积极的措施。这不仅因为实行摊丁入地之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免除或减少丁银的负担，而且由于逃亡人口的减少，对发展农业的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丁银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银与田赋分别征收之时，“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摊丁入地以后，丁徭与地赋合一，无地农民理应别无徭役。可是，在丁银摊入地亩之后，却又留了一个“编审人丁以供差役”的尾巴。也就是说，丁银摊入地税，并不意味着地方差役摊派的停止。于是，口头上“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实际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力役之征，照旧“有赴功之差”，而田连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权势，“不应差徭”。
可见摊丁入地的实际施行，并不像官书中所渲染的那么“公平至当”。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受到“有田之家”的抵制。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时，有人就料到“有力之家”的“阻遏”。山西省从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开始试办，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县中，丁粮合一者，只有四十一州县；丁粮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县；其余三十七州县，有的只将丁银一半或三分之一摊入地亩，有的将丁银统按下下则征收，以余额归入地亩。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要遵循“有田之家所加者无多”的“良法美意”。正由于此，摊丁入地，延续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贵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开始通省施行，山西则迟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还在“次第查办”，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还在等待地方官来“摊丁于地，以甦民困”。
四、关于蠲免钱粮
蠲免钱粮彼认为是清王朝的“旷典”之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钱粮“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也有“一省连蠲数年者”；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图以此证明“薄海亿兆，并裕仓箱”，为“古今第一仁政”。
事实上，蠲免钱粮证明了“并裕仓箱”的反面。
钱粮的蠲免和积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康熙帝一再蠲免，可是雍正帝临朝第一年就查出江苏一省的田赋积欠，有八百八十八万两之多。乾隆帝四次普免钱粮、三次普免漕米，可是当他刚刚让位于嘉庆帝时，却亲眼看到天下积欠达到两千多万两。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也曾普免一次天下钱粮，那次蠲免的数额，共计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两，为数不为不巨。但就在这个时候，各省积欠钱粮至二千五百万两之多。蠲免二千一百万，原来是因为已经积欠了二千五百万！
和“并格仓箱”相反，蠲免钱粮绝大部分是和灾荒连在一起的。什么样的灾荒，才得幸邀蠲免，是由皇帝决定的。顺治十年（一六五三），曾规定四分灾可以蠲免田赋的十分之一，五分以上的蠲免十分之二，八分以上蠲免十分之三。到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却改为最高只能蠲免十分之二，五分以下，则改叫“不成灾”，不在蠲免之列。雍正八年（一七三○），河南全省水灾，祥符、封邱一带农民至“卖男女”，而清王朝的统治者却认为“实未成灾”，钱粮仍照额完兑。
对于蠲免，不但皇帝可以随手高下，而且经征官吏，可以任意侵吞。顺治时期，地方官私自征收蠲免钱粮，已经大量暴露。康熙时期，每逢蠲免，甚至在履亩踏勘，造报被灾分数，题请蠲免之前，地方官已将本年钱粮“敲扑全完”。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连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有蠲免之名，而民不得实惠”。
即使蠲免钱粮，“民”得了实惠，这个得了实惠的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贫苦的农民。康熙帝就直认：“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乾隆帝也说：“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为了使所谓“佃户沾恩”，户部议了一个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的办法。可是只维持了二十五年，就改为酌量宽减，“不必限定分数”。如果佃户不依，就要“治以抗租之罪”。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又重新规定，“业户照蠲数十分之四减佃户租，可是不过二十年，又改回“各就业主情愿”，不必定以限制。可见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好，都没有能够维持多久。
即令这些规定完全兑现，佃农所能得到的实惠，也非常有限。“田租一石，税粮三升”。也就是说，佃农交纳给地主的田租，相当地主交给官府的钱粮的三十三倍。然而钱粮蠲免，却倒过来了，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而这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就叫做“均平无偏，乃为有益”了。
（二）清王朝的财政加派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顺天府尹李天浴说：“征收银根，不苦干正额之有定，而苦干杂派之无穷。”十九年（一六八○），御史许承宣也说：“今日之农，不苦干赋，而苦干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干差外之差。”“今日之商贾，不苦于失，而苦干关外之关；不苦干税，而苦干税外之税。”李天浴和许承宣的所谓“不苦”，虽然是掩饰之辞，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却击中了清王朝财政税收的要害。
一、加派
马克思说：东方专制国家的财政司，就是“抢掠本国人民的机关”。封建王朝的赋税加派和浮收，本可以赤裸裸地进行，但清王朝为着粉饰它的所谓“太平盛世”，在进行赋税的加派和浮收时，却需要一些掩盖手法。
首先，某些加派，往往是在整顿乃至革除加派的名义下进行的。耗羡归公，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耗羡是征收田赋的一种附加，是在弥补镕铸征收散碎银两的火耗的名义下创设的。对于这种附加，清王朝最初也曾表示要严行禁革。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明朝降臣骆养性请每两加火耗三分，还被斥之为“贪婪积弊”。然而，这种积弊，事实上并没有禁革。到了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已由三分变成二钱、三钱乃至四钱不等。这一笔为数可观的耗羡，一向归州县支配，一部分入州县官吏的私囊，一部分以规礼的形式进了上司的口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剔除积弊”的名义下，加以整顿，实行耗羡归公，用这笔钱作为地方官吏的所谓“养廉”和弥补亏空之用。很明显，这种整顿只是把不合法的加派变为合法的正项，原有的加派，并没有丝毫减少。不仅如此，变加派为正项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加派；变规礼为养廉以后，又出现了新的规礼。雍正帝在实行耗羡归公的第三年说道：钱粮火耗，地方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必重治其罪。这说明此时已经有了加重征取。在实行之第五年又说：国家既给养廉，地方官有再私收规礼者，一律“置之重典”。这说明此时已有私收规礼。乾隆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一七三八）也说：自各省题解火耗，优给养廉之后，州县官何得再暗地重耗，以为自润之计！这说明此时已经有了“暗地重耗”。五十年（一七八五）又说：直隶各省积欠耗羡，此非州县私自挪移，即系吏胥从中侵蚀，“岂可以官吏之所欠，复向小民催征滋扰？”这说明“催征滋扰”，已经指向“小民”。所有这些官样文章，并不能掩盖加派之外又增加派的事实。
不仅加派改为正项以后，可以出现新的加派，而且新的加派又寝假而成正项，复在新的正项之外又出现新的加派。四川、江西、甘肃等省征收田赋，在耗羡之外，又有“暗中加重戥头”之所谓“平余”。这种“平余”，在雍正以前，似乎还只是“暗中加重”的，到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川巡抚硕色向皇帝陈奏了这件事，奏章中写的是每百两提解六钱，“充各衙门公用”，实际上是每两加至一钱有余，即每百两提解十两以上。这件事公开以后，乾隆帝表示“不胜骇异”，要永行革除这一耗外“交纳之项”，办法是“遵照征收钱粮之天乎法码，制成划一戥，饬令各州县确实遵行”。至于遵照哪一种天平法码，是“加重戥头”以前的，还是加重以后的，没有讲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平余”并没有因此取消，而是在不久之后，变成了正项。因为第二年就出现了“将解部减半平余扣存司库，以备荒歉应用”的“谕旨”。可见在此以前，这个“减半平余”，必已上解户部，并随即在“备荒”的幌子下，变成了正项。
四川的“平余”变成正项以后，是否接着产生新的加派，还没有见到文献上的记载。但是，在云南和“平余”同样是“充各衙门公用”的一种额外加派——“公件”，却证明旧的加派变成新的正项以后，确确实实又产生了新的加派。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云南巡抚杨名时曾“将原定公件统加复核，留必须之用，其余题报归公”。而实行的结果：归公以后，公件“转成厉阶”，有司“于地方应办公事，不免复派”。
类似这样的加派，是不胜枚举的。中央有“部费”，地方有“设法”。广西有“均平”，江西有“解费”，陕西有些州县“私派名色不下三十余项”，直隶有的地方正赋每亩一钱三分，而什派“每至三四钱”。总之，“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层出不穷。
其次，清王朝的加派，有的是在科取所谓正额以外的盈余的名义下进行的。关税盈余，就是一例。关税的盈缩，随货物流通的消长而定，本来不可律以固定的数额，更无所谓额外的盈余。清朝初年，也曾一度取消所谓定额。顺治七年（一六五○），就曾规定以后关税不必定额，“恐有余者自润，不足者横征”。康熙四年（一六六五），还曾“罢抽税溢额议叙之例”，防止经征官吏以横征暴敛作升官捷径。应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规定。以后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虽然有过一次反复，但在整个康熙时期，“关差苛取溢额，希图议叙”，仍然是视为禁例的。
关税盈余的正式解交，是从雍正时开始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江西巡抚裴度把湖口关税盈余，悉数解交户部。对于这笔盈余，雍正帝一面告诫说：“倘额外剥削商民，则断然不可。”一面夸奖说：“今岁盈余，是尔等清厘所致。”嘴里说“数觉过多”，两只手却早已伸出去，照数赏收。
乾隆时期，盈余便和正项一样，成了关税必征的项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式规定：各关盈余银两，必须与上年数目相仿。十四年（一七四九）更进一步规定，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各按数定以处分，并且“永著为例”。由康熙二十六年的“议处溢额”到乾隆十四年的“议处缺额”，六十年间，事情走向反面。
这个办法行之未久，即因“各关奏报盈余较雍正十三年有赢者居多”，于是又回到乾隆六年的办法，“仍与上届相比较”。表面上是防止税吏“从中侵隐”，骨子里是朝廷要尽量搜刮盈余。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进一步改为与前三年比较。名义上只要不少于前三年中任何一年，即可核准报销，实际上变成以“上三届征收最多年份”为准，仍是尽量多要。作为对抗之策，关税经征人员则想尽各种办法，拉平各年税收，以尽量少交对付尽量多要。在对外贸易税收中心的粤海关，每当临近向北京解款之时，经常出现装卸船货、稽征钞税一概后延，进出口贸易临时中止的怪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着眼于拉平各年税收。这种手法，大概也为清廷所察觉。因此，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停止了乾隆四十二年的办法。将所有盈余数目，“酌中定制”，制成新定额，不再与上三届比较，而新定额以上之盈余，仍须据实报出。这分明是以多要对付少交的新手法，但却被说成是防止“司榷各员藉端苛敛”的“体恤”措施。
总之，乾隆帝是百计搜求盈余于定额之外，嘉庆帝是千方追索已包括盈余在内的新定额以外之新盈余。定额之外有盈余，盈余之外，又有盈余，和正项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加派，如出一辙。
最后，清王朝还通过所谓“折色”的办法，进行额外的勒索征派。
所谓“折色”，是以货币代替实物的交纳，以漕粮为例，清朝征收的漕粮中，大约有百分之十是折价征收银两的。这种漕折，一向被说成是清王朝减轻人民负担的“恩惠”。因为根据官方的规定，折价较低，而且固定不变。从顺治到道光，每石漕粮的官定拆价，虽然地区之间，各有高下，但始终在五钱至八钱之间，一般低于米粮的市价。因此，只有在交通阻滞，清运困难，或灾荒欠收，无粮可交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种“恩惠”。
但是，官方规定的折价，只停留在纸面上。实际则米价变动，折价也随着变动，它不但不低于市价，反而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于市价。
顺治时，江西米价每石不满四钱，而潜折实际每石一两二钱，三倍于市价。
康熙时，江南米价每石不过五钱，漕折每石二两，四倍于市价。
乾隆时，各省漕折每石自三两数钱至四两数钱不等，而当时米价，低则不到一两，最高也很少超过二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