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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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领取原料或者同时领取原料加工具，这两种情形，都早已出现。丝织业中也有这方面的事例。在南京、苏州等地的手工丝织业中，在道光以前的一段很长时间内，就出现了向分散的小生产者放发丝经，支付工价的领织办法。到了道光年间，这种形式则已相当普遍。当时在江南著名的丝织业镇市盛泽、震泽，流行“乡经”和“料经”两种称呼。“纺经以已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谓之料经”。这后一种形式，正是上述的领织。它显然不是个别的现象，否则就不会有“料经”这样专门的名称。
至于同时领取原料和工具的，在十九世纪初期苏州的丝织业中，也有所发现。现存的一个道光二年（一八二二）的碑刻，具体反映这个情况。碑刻中记载：苏州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计工受值。各乡匠揽织机只，每有勒加工价，或将付织经纬、货具，私行当押、侵蚀。在付织经纬之外，还有货具，这就表明散处的乡匠，不但丧失了原料，而且也丧失了生产工具。他们只是在家内工作，计工受值的劳动者。而所谓“机户”，则已经接近真正的“老板”。
发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这种关系，是在行会制度仍然保持的条件下出现的。行会对机匠揽织，还在施加许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硬撮工钱”，“倡众停工”等等。但碑刻中又反映：机匠“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稍向理论，即倡众歇作，另投别户”。而且机匠基本上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的劳动是“计工授值”。所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前提条件。它表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行会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也将破上而出。
二、手工业内部的生产关系
“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在整个城乡经济还处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更是不能不带有许多旧的生产关系的痕迹。表现在手工业内部，无论在所有制、雇佣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新旧混合的过渡形态。
一、手工业和商业的结合。作坊兼有铺面，自产自销，这在广大的城市和乡镇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形式。这种铺坊，通常前面是铺，后面是坊，或者是作坊和铺面混合构成，边做边卖。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北京城内外共有铜铺四百三十六家，其中货卖已成铜器，不设冶炉的铺户六十八家，只占全体铜铺的百分之十六，而设炉逐日熔化打造铜器的铺户，则有三百六十四家，占全体的百分之八十四。这种铺户，实际上既是生产者，又是售卖者。它仍然保持“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传统。这里如果出现了资本，那么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分不开的；如果出现了利润，那么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也是混在一起的。
二、手工业主和地主的结合。或是手工业主与地主的直接结合，或是手工业主本身兼具地主的身份。
前一种情况，在采矿、井盐等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手工业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在北京宛平、房山等处的煤窑中，占有山地的地主与出本经营的出工本主之间，规定了各自分占收益的比例——“日数”。名义上是“合伙做窑”，但是土地却始终归地主所有，而工本所用多寡又与地主无干。因此，地主与出工本主虽然同时“见利均分”，但地主的收入，按其性质，与其说是股息，不如说是特殊形态的地租。同样，在四川的井盐中，提供井眼等一切基地的“地主”与提供锉井一切费用的“客人”，一个得“地脉日分”，每月得四至七天不等；一个得“客日分”，每月得二十二至二十四天不等。主客之间，还要订立出佃和承佃的字约，有的还规定年限，限满全井交还地主。显然，这里的主客关系，更加接近于土地的主佃关系，而不属于资本的合伙关系。
当然，主佃关系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地租的性质，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封建的租佃关系，也有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有封建的地租，也有资本主义的地租。存在于福建制茶业中的主佃关系，就比较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那里经营茶业的人，多半是外来的富商大贾，每家资本多至二、三十万，他们一方面向当地地主租山种茶，广辟茶园；一方面雇佣工人，设立制茶工场。“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他们不象煤窑、盐井中的出工本主那样，与地主“见利均分”，而是“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他们实际上是以租地资本家的身份出现在出租茶山的地主面前。可以说，他们既是茶商，又是制茶工场老板，同时还是租地农业资本家。他们和茶山地主的关系，同煤窑、盐井中的主客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
至于手工业主本身兼具地主的身份，亦即手工业主在占有生产工具的同时，又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这在农村中是比较多的。一个地主兼营一项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在清代前期某些地区的农村中，已经是数见不鲜。在一些经济作物如烟草、甘蔗产区中，往往有雇工达数十百人的“农户”，其中一定有不少是经营这些农产品加工的地主。在城市中，手工业主一般不占有土地，但有些手工业主，实际上具备地主的身份。他们虽然拥有作坊或生产工具，但却不直接经营以获取利润，而是租给他人经营以获取租金。在景德镇的瓷窑中，有烧户和搭户之别，烧户是以自有窑座替别人包烧瓷坯的窑户，那些搭烧瓷坯的就叫搭户。烧户雇佣窑工，不但不付工钱，而且还要窑工先付一笔押金。搭烧瓷坯的搭户，不但要向烧户缴纳烧费，而且要按照烧费的一定比例支付窑工佣金，这笔佣金就构成窑工的收入。很明显，这里工人的真正雇佣者，是搭烧瓷坯的搭户，而包烧瓷坯的烧户，不过是以自己的整个工场租给别人使用的名义上的场主。这种情形，在广东和台湾的城乡制糖业中，也有所体现。广东手工榨糖的糖寮中，有所谓“搭寮”的名目。既有搭寮的人，当然就有出租糖寮的人。这和景德镇瓷业中的搭户和烧户，基本上是一样的。在台湾手工榨糖业中，糖廍老板虽然雇佣榨糖工人，却并不自行购入制糖的原料——甘蔗，而是用出租的办法，专供蔗农租用。蔗农租用糖廍的租金以及廍内雇工的工资，不是用现金支付，而是采用分糖的办法。一般榨糖百斤，糖廍老板要抽取四十五斤，租费之高，说明老板之于蔗农，却又接近地主之于佃户。至于单纯出租生产工具，在城市手工业中，有时也能看到。那些出租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老板，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租金或贴钱。这种手工工具，既是手工业老板的“资本”，又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在十八世纪已经广泛存在于苏州踹布业中的这种关系，表现得十分错综复杂。踹布是棉织的最后一道工序。它的任务是把已织成染就的布匹，加以踩压，使之光滑美观。这一道工序，在苏州手工棉织业中，主要由专门的踹坊担任。踹坊老板叫做包头，他“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一方面“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一方面“向客店（即布商）领布发碾”。踹布工价，按匹计算，由布商支付，为踹匠所得，然后包头再向踹匠按月收钱若干，以偿房租、家伙之费。
在这种制度之下，包头是踹匠的雇佣者，但却不是主要生产资料——布匹的所有者。他雇佣踹匠，但不支付工资。他也垫支“资本”，但又从踹匠那里收取生产工具的货价。他的身份，对踹匠来说，像是“老板”；对布商来说，又像是牙行一类的中间人。他的收入，与其说是利润，不如说是租金。踹匠使用包头的菱石、木滚等等，和佃农使用地主的耕地、农具，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包头的工具，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三、货币投资和实物投资的同时存在。在广东和台湾的糖坊中，普遍存在以牛入股的办法。牛的多少，直接代表股份大小。在以蔗农中的富农为主体的牛犇廍中，入股的人，有一人数犇，有数人共一犇；有的是以当年牛价折合其所入股份付以现金，有的则径直“牵牛作股”。在云南铜矿中，有的小矿出资人只是供给矿丁开矿所需之油、米，开采所得，便按出米多少分配矿砂，叫做“石分”。有些筹集油、米的人，本身就是矿丁，名为投资，实际上是劳动组合。在比较大的“堂矿”中，矿丁和投资人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矿丁按月领取工资，称为“月活”；一是矿丁只按规定的比例分取矿砂，不另领取工资，叫做“亲身”。这就是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工资也是以实物支付的。这种投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四、自由雇佣劳动和农奴式劳动的同时存在。在请代的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相当自由的雇佣劳动。不仅在封建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和行业如此，就是在行会组织内部，也已开始有这种迹象，或至少有这样的要求。例如，在苏州行会控制下的丝织、染纸等行业，就不止一次出现工匠“另投别户”的事实。而丝织业的老板——机户，也曾对机匠采取停雇的行动。原来“匠有常主”的行规，在事实上已经遭到破坏。这说明，即使在行会组织之内，也已经开始有了自由雇佣的事实和要求。至于在行会以外，自由雇佣就更为普遍。雇主和雇工之间，不书立文契，无主仆名份，亦未议定年限，工资按月或按日支付，雇工来去自由。这种情况，在各行手工业中，都大量存在。
与此同时，在很多手工业中，又存在不自由的农奴式的雇佣劳动。它不仅存在于行会手工业内部，而且也存在于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广大地区和行业中。陕西南部山区的木材采伐加工工场，是在“地方辽阔，居民稀少”，为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工场中，有“水陆领夫”之包头，有管理工匠的保甲制度。“商人厚资本”，“包头伙弟兄”，“一厂群工备”，“约束似行营”。四川井盐也是在“人烟稀疏”的地方，不闻有行会组织的存在。但是这里的情况是：盐井“常以利诱失业游民，至则重扃之，分昼夜轮次挽水，虽病不得息。否则辄施鞭箠，有死者”。散处深山荒野的采矿业，也被认为是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方。但在北京西山的煤窑中，对待工人的办法是：在工人住地周围，“筑起高墙，遍插棘茨”。工人“出窑后，即关闭棘墙之内，防其逃走”。“遇有患病之人，辄行抬出丢弃”，甚至“殴打垂毙抬弃”，“被大兽残食”，在河南密县的煤矿中，对待工人的办法是“设立人圈，严加防范，不许出入，情同囚禁”。工人“苦累难堪，轻则剁指自贱，重则轻生自尽”。山东济南煤矿，“凡佣工必书身卷，戕其身，矢勿问”。云南铜矿的矿丁，“皆听治于锅头”。锅头对矿丁可以“笞以荆”，“缚以籐”，“其法严，其体肃”。在许多矿场、盐井中，业主还用各种办法，使工人背负沉重的债务，以致终生禁锢，无法脱身。京西煤矿“在锅伙内开摆小菜、烟、酒店等项货摊，任意昂其价值，每遇工人买用，即将应付工价克扣，新陈拖累，严寒盛暑，不得脱身”。山东煤矿，在窑内“开设赌场，哄诱工人赌博，输钱扣抵工资。工价不足，此窑工完，赶赴彼窑工作，以抵前项赌债，使做工人等，无工满之期。”四川盐井管事，初则给工人“草履小菜，藉扣佣值”，继则在扣除佣值之外，使其“犹有支欠”，“偿又无力”，陷于“一欠即不得辞”的困境。由此可见，这些工人不仅是雇佣奴隶，而且是债务奴隶，在他们身上，受到严重的封建束缚。
清代的工商业，自清初至嘉庆时期有所发展，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处在发生或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发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封建经济仍然居于支配的地位。
第四节 对外贸易
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对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也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从事这些贸易的华侨，在缺乏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对中外关系的增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
从形式上看，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比较严格的禁海闭关，只有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这三十年的时间。其他都是部分的、临时的禁闭。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对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中俄贸易曾三次停闭。除此之外，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尽管如此，禁海闭关的宗旨和这个政策作为加强国防、防止外国入侵的手段，却贯彻始终。
一、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
清王朝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三是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关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传统。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不久，就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从顺治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