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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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商品价格的规定。在广州开关贸易以后，进出口商品价格，原来是由行商公同酌议。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虽然规定行商与外商公同议定价格，实际上“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来决定”。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的议定方面，中国行商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在很多场合中，外国商人不得不听从行商的议价。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行商破产开始增多，公行组织一度解散，商品议价的主动权逐渐从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外商与行商交易时，“临时定价，任意高下”，以致行商“亏本借贷”。八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经常出现中国行商在规定入口商品价格方面，屈从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六八七），行商要求降低进口哔叽和铅的价格，就以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实现。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东印度公司在进口铅和锡的价格上，坚持铅价要提高，锡价要维持原状，虽然明知中国商人要亏本，也不让步。中国行商虽然表示了异议，但是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依了东印度公司的条件。嘉庆九年（一八○四），东印度公司又提高进口毛织品的价格，甚至威胁中国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国工夫茶的价格。中国行商屈从了他们的决定，换来的仅仅是一个毛织品质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证。这只是见之于记载的少数事例，但是它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广州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已经开始旁落外国商人之手。
第三，关于贸易份额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贸易之初，广东官府曾规定“各处商人来广，务各照货投行”，即按商货类别投行买卖，原无所谓在行商中分配贸易份额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各行商之间进行份额之分配，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七十年代起，进口份额的分配，开始发挥“维持”行商的作用。为了取得或保持份额，中国行商对外国商人的贸易条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透露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自行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情况。中国行商为了保证他的份额，不惜在商品价格上屈从于外国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对哔叽价格的让步，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关心“在本季度的进口中能保证自己的份额”。而嘉庆三年行商在锡价上的让步，也是为了得到份额上的保证。在清王朝的上层官僚中，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认为可以免去行商“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贸易份额的条件下，真正起“垄断居奇”作用的，只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国商人。
第四，关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以前，行商在与外商的交易中，尽管在商品的价格和贸易的份额方面，已经开始受到外国商人的制约，但是他与外国商人，仍然是独立的买卖双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独立的商人身份。尽管这时有些行商，由于资金不足，靠外国商人借款周转，他的所得，实际已近于中间人的经纪费，但是整个说来，行商仍能保持独立和主动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地位已明显地发生变化。新的一代行商，已开始实行代理推销、收取佣金的办法，把自己从独立的商人降为掮客和买办的地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当过通事的行商谢嘉梧，“打破了百年的传统”，第一次按照固定的价格，为东印度公司专门推销羽纱。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他担任的角色，实际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这种推销办法，已经由羽纱推广到哔叽，由一个行商发展到许多行商。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委托行商代销哔叽的货值，达到十九万九千多两。以前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公行的垄断贸易，现在却掉过头来要求行商“垄断”他们的贸易，不过要在新的基础上，即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成为他们的“独家经纪人”。
古老的中国行商，已经证明不是大英帝国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然而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英国新兴工业资本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为主体的散商，已经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代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扩张东方势力的急先锋。这些属于“第二代”的所谓“自由商人”，是从来不“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并且“要达到想望中的空前扩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紧了他们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更加严重的入侵威胁。
（三）中国与友邻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友邻国家的贸易，加强了中国和友邻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和友邻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
一、陆路贸易
中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中国和中亚细亚的陆路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中国和中亚一带友邻国家进行贸易的两个中心。在清朝以前，这两个地方经常有中国商人带来丝绸、宝石、麝香、大黄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市衢宽敝”，“繁华富庶，甲于关外”。南路的莎车，“货若云屯，人若蜂聚”，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中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两条传统的国际商道。一条西向，经拉达克以至克什米尔。一条南向，经不丹以达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达的无数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纪每年都有商队用三个月的时间，跋涉这条“经常需要攀附悬挂两山之间的绳索才能通过”的商道上。克什米尔人用西藏羊毛织成的披巾，为西藏人所喜爱，而西藏的特产麝香、茯苓、大黄以及著名的眼药猛迷郎（即黄连），则是克什米尔商人回程携带的主要货物。
由札什伦布南向，是一条主要的商业孔道。在十七世纪中叶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后，这条商道显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纪中，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尔、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入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中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云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两江之间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道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西南地区，到十八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贸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马匹达两千只之多。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中缅发生战争，清王朝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三年，边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两国恢复通商。这对缅甸的统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缅甸的史学家认为：“在整个雍籍牙王朝期间，中国对缅甸的关系，一向很尊重，把缅甸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从而“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中缅之间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扩大和增加。中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内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黑漆运回中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中国油漆”。中国的文献中说，缅甸“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
十九世纪初年，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如雄黄等不仅销于缅甸，而且由仰光出口，远销西亚和欧洲。在缅甸对中国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为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陆路运至中国的棉花，年达一千四百万磅，不仅供应云南，而且远销贵州、四川。由于棉花贸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经有了中国商人的棉花仓库，经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国商人住在这个棉花贸易中心。至于玉石贸易，在它的极盛时期，居住缅甸的云南玉商达百余家。开采玉石的工人，多以千计。每年玉石产量，达数千石。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的一所中国庙宇中，还保留有五千个中国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国自陆路以入越南，很早便见于历史记载。现在广西的友谊关，是两国人民传统的往来孔道。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谅山至中部的广义，十四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中越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贸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庯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庯立市。其中驱驴地方，为各处货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还另在谅山镇属之花山添设店铺，招徕平而关出口商人。七十年代中，这些商道上往来的中国商人，经常数以百计。
中国和暹罗的贸易，以海运为主。但陆路贸易，也有长期的历史。十七世纪中叶，暹罗的拍腊王朝和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长期居住暹罗的华侨达到三千左右。当十九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暹罗古都大城以北时，他们发现那里早已建立了中国的陆路贸易。中国商人克服了自然条件的严重障碍，开辟了通过缅甸掸邦进入暹罗的商道。暹罗境内的商道，可以到达难河上的难府和北部的重镇南邦。在这些山川险阻的商道上，中国商人每年从内地带来铜器、生丝、岩盐、锡箔、花边等日用品，然后又从暹罗把铜砂、象牙、兽角等货运回中国。这种历久不衰的陆路运输，曾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奇迹，它证明了和平贸易纽带的牢固。
中国和东方邻国朝鲜的贸易，一向以陆路为主。在清朝统治全国以前，鸭绿江上的新义州和中江，图们江上的庆源和会宁，就是两国市易的传统口岸。中朝边境居民，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入关以后，维持定期市易的办法。乾隆时期，会宁、庆源每逢开市，商人云集，中国商人前往会宁市易者，一次可达二百余名。市上交易的货物，从药材、纸张、毛皮、蔴布到牲畜、农具、食盐、渔产，极一时之盛。
二、海上贸易
中国和海上邻国的贸易，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印度以东，伊里安岛、菲律宾群岛以西的大片地区。其中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东的南洋地区，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有些地方则出现相对的衰落。
日本、朝鲜、琉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民间很早就有贸易往来。明末徐光启说：“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早在明朝以前，已经有所发展。
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进一步的增进。当时清王朝为了鼓铸钱币的需要，每年从日本进口大量黄铜，中国输至日本的货物，则以绸缎、丝斤、食糖、药材为大宗。为经营这些贸易而开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在清王朝入关以前的十年间（一六三四———六四四），平均每年赴日商船为五十七艘，一六八四年开海以后，五年之间（一六八四一一一六八八），迅速上升到一百九十四艘（《华夷变态》上册、中册统计）。但是，铜的外流，引起了日本的忧虑。一六八八年德川幕府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中国国内产铜，也开始有所发展，因此中日之间的贸易，相应的减缩。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两国间维持正常贸易的船只，没有超过十艘，较清初已大为减退。
中国和朝鲜的民间贸易，原只限于陆路。清朝入关以前，对此一直严格执行。崇德二年（一六三七）规定：内地民人不但不许由海上前往朝鲜贸易，即使遇风漂至朝鲜境内，亦必解送回国。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这种限制才稍有放宽。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停其解京，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虽然如此，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展。
中国和琉球之间的民间贸易，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前，也是严格加以禁止。以后始略放宽限制。私人船只至琉球者，由政府发给执照，进行小量贸易。琉球输至中国者，多为海产；中国输至琉球者，多为农产。但是进出口的数量，都十分微小。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从琉球来到中国的船只，每年不过两、三只，最多到过五只，有时甚至一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