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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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的征收是：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六文。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名目。董煟（音胃Wèi）《救荒活命书》记载，经总制钱全国每年定额二千万贯，实际可收到约一千多万贯。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
　　月桩钱——南宋初，宰相朱胜非为增加军费，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但地方官府往往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下月期限又到，又要向民间征敛。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三百九十多万贯，特别是江南东西两路，月桩钱的名目众多，有�抟�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既胜喜欢钱等，是农民的严重负担。
　　版帐钱——南宋初，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征收一种税钱，称“版帐钱”。两浙路最重，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才能凑数。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以上三种新添的赋税，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南宋农民的头上。叶适曾说：老百姓中产之家，衣食刚足，过去可以耕织自营的，现今都辗转逃亡，去当“盗贼”（起义）或者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还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穷困，就没有了结。叶适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新添的杂税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南宋的二税附加也相当繁重。主要有以下一些名目：
　　耗米——官府在收税时，征收“耗米”，民间交米一石，官府普遍多收加耗四五斗甚至一两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的秋苗，各路往往加耗到二石一二斗，多的达二石五六斗。实际上是把正税加了一倍多。
　　大斗收税——在征收粮食时，地方官府还常常使用大斗，每只大斗要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省斗）大二三成到五六成。
　　折帛钱——高宗初年，因为物价暴涨，官府以“宽优”农村下户为名，让下户在交纳夏税绢帛时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但后来绢价降低，折帛钱数却照旧。民间必须以市价的二到三倍的价格来交纳拆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官府用此名目向民间买绢，实际并不给钱，强迫民间“白纳”。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光交价钱，不交实物。再后又按田亩均摊，跟夏税一起交纳，变成了一种新的析帛钱。南宋初，浙东一路预买绢就有九十七万多匹，其中越州一州达二十万多匹。理宗时，李鸣复说，和买绢已名存实亡，官府不偿价值，凭空科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　所谓“和”。
　　预借——官府经常预借民间各种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项目有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卖田宅契税钱等。高宗时，还只预借明后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后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区借到后六七年。
　　科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随时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照二税的多寡来征收。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有时秋税米一石，要科配（又称科敷）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科配七八贯。在正税以外，任意勒索。
　　和籴——官府接民间的家业钱摊买粮食，摊买时，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实际跟科配一样。南宋末，和籴成为农民最重的负担。
　　勒索——在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时，胥吏还要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如果纳税人给的贿赂太少，即使已经交完了税，他们还说没有交够，使纳税人“在受刑责”。有些地区还规定，纳税人必须经过揽户包纳赋税，官府才予受理。揽户常与胥吏勾结，百般勒索，使纳税的农民更增加了一层负担。
　　南宋赋税之重，跟北宋相比，增加了好几倍。高宗时，杨炜揭露说，历代“衰世掊克之法，略以尽行，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南宋王朝用尽一切办法敲剥农民，百姓的膏血被榨取无余了。
　　广大农民（下户自耕农和佃客）是官府赋税的直接和间接的承担者。官户、寺院和农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往往依仗权势不交纳赋税，或者用隐蔽田产、诡名析户、降低户等的办法来逃避赋税，所以在南宋出现了比北宋还要多的“无税之田”。一一四二年。高宗派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在各地清丈土地，以达到官府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李椿年先在平江府设立“经界局”，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的等级，然后官户、民户分开造砧基簿（砧音真zhēn），簿后附地形图（即鱼鳞图），官府按此征税。平江府完成“经界”以后，就在各路推广。其中仅两淮、湖北、京西等四路因是地广人稀的边区，没有实行。其他大部分路，到一一四九年，“经界”基本完毕。经界法的实行，使官府掌握的田亩增加很多。罗愿《新安志》记载，江东路徽州，在经界前官府只掌握田产一百五十多万亩，经界后增加到三百多万亩。但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到孝宗以后，赋税不均的情况又逐步严重起来。不断有人要求再行“经界”，但由于豪家大户的反对和抵制，无法继续实行。理宗时，赋役不均的现象更加严重。
　　和北宋一样，南宋的农村上户轮流承担保长、保正和户长等差役，向农民催税。农民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就要保正长等代交。孝宗时，处州松阳县的上户地主，共同买田三千多亩，用剥削收入来应付差役，称“义役法”。此法推广后，有些上　户又强使仅有一二亩土地的下户出田或出钱。《文献通考》说，这实际上是“困贫民以资上户”。受害的还是贫苦农民。
　　大地主逃避赋税，地方官府税额不足，还想方设法来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富强之家经常与乡里的胥吏表里为奸，“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甚至一斗也不输纳，官府却将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下户因生活所追而出卖土地时，地主豪强买去土地但不向官府改动税簿，使下户“产去而税存”，继续承担官府苛重的二税。在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现象一直在发展。
（三）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
　　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极为残酷的。广大农民当然不能忍受地主阶级黑暗势力的统治，不断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直到武装起义。孝宗以后各朝，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并且带有如下的一些新特点：（一）武装起义是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斗争还出现了多种新形式。随着租佃制剥削关系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群众展开了反抗地主收租的斗争。广大佃农　的抗租斗争在许多地区兴起，直到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所谓“在海啸聚”。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聚集到海上，坚持斗争，攻打官僚、地主们的船舶。强迫饥民当兵的制度，使南宋农民和士兵的斗争，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北宋不同的是，士兵往往从军队里逃出，加入农民的反抗队伍。官员们多次指出“‘盗贼’啸聚，皆是窜卒”。（二）农民群众，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贫苦佃农，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农民以外的各阶层被压迫人民，也相当广泛地展开了斗争。海上渔民、茶农、茶贩等举行了武装起义。贩私盐的农户和矿冶的工匠，也是反抗南宋统治的重要力量。一一九六年，一个官员报告朝廷说：现在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有两个“巢穴”，一个是贩私盐，一个是坑冶。农民、士兵、渔民、茶农、茶贩、私盐贩、矿工等都参加了起义的行列。起义看范围的广阔，超过了北宋。（三）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够再发展成为如象方腊、钟相、杨太那样巨大的规模，但各地的起义，绵亘不绝。据史书中远不完全的纪录，孝宗以来的九十年间，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抗租斗争等，共有一百余次之多，几乎年年不断。广大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地向地主阶级展开英勇的搏斗，交织成一幅壮丽的画图。
　　下面，主要是孝宗到理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斗争。　
抗租斗争
　　南宋建国以来，一些地区的佃农即不断举行抗租斗争。孝宗以后，佃农还经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吕祖谦记述，湖州一带勇敢的农民，常常数十人相联合，共同约定，拒绝向地主交租。耕种官田的佃农也英勇地展开斗争。如江西抚州的官田，租税甚重，佃农倾其所有，还不够交官。佃农们联合起来，春夏耕种收割，秋冬交租时逃走，不再交租。次年春夏，佃农再来结集，官府来问，便团结在一起，坚决抗拒。
　　地主用大斗收租，加重剥削。佃农针锋相对地进行反抗。理宗时，秀州德清县佃农明确提出，反对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发展为武装起义。“降斗”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佃农的利益。起义发动后，当地农民纷纷前夹参加，发展到数万人。宋朝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几年后，平江府吴县的佃农，痛恨庄干（管庄人）的虐待刻剥，结集起来反抗。绍兴府通判黄震说：“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今非昔比，尤当预戒”。黄震的话表明，德清县的“降斗”起义，确曾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佃客中受压迫最重的佃仆们，也纷纷展开顽强的斗争。孝宗时，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剥佃仆起家，一天到佃仆所居之处，被佃仆父子四人捉住，扔进杵臼（杵音楚chǔ）内打死。佃仆被捕，后来遇大赦出狱，又到卢家嘲笑说：“助教怎么不下庄来收谷？”江东路饶州乐平县地主向生，仗势欺压佃仆，对佃仆所种作物品种”稍不如意，就将庄稼全部破坏掉。等待收割的佃仆愤怒地拿出利斧，要杀死向生。向生狼狈逃走。
　　佃客的抗租斗争，经常发展为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武装起义。高宗时，衢州有佃客俞八不堪地主徐三的压榨，集合同保的农民，拿起棍棒当武器，捉住徐三，分了徐三仓库的谷米。随后又擂鼓聚集群众一千多人，前往严州地界杀地主，分财产，多次跟宫军作战。俞八等七人被宋军逮捕处斩，英勇牺牲。高宗以后，这种形式的斗争更多。湖州吴兴县“有纠合‘凶人’，尽戕主家而火其庐”的佃客起义。南宋末年，江西建昌军因为“富家征取大苛而民不能堪”，理宗时，南丰县“诸佃”在张半天、何白眉带领下，攻打县城，焚毁谭姓大地主的屋舍；度宗时，佃客罗动天、詹花五领导农民夺取地主谌氏的家财，乘势人县举行起义。
　　南宋官府公然为地主催租讨债，苛虐佃客，因此佃客的斗争锋芒往往直接指向地方官府，形成佃客对官军的战斗。黄震《黄氏日抄》记载说：理宗时，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经常下乡搜捕欠租的佃客。巡尉司弓兵的暴行，激起了吴县佃客的激烈反抗，各村佃客“群起拒捕”。官府追捕越急，佃客抵抗越激烈，不是佃客杀伤官兵，就是官兵杀伤佃客。因此不单是“田主”、“租户”“交相敌仇”，而且官府、佃客也“交相敌仇”。平江府是南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佃客直接和官兵搏斗，却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海上斗争
　　宋朝南迁后，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无以为生的沿海农民和渔民，就在海上聚集，攻打官僚、地主和富商的船舶。孝宗的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海贼”，都是“诸路州县饥贫小民”，“在海啸聚，只因缺食”。有些逃亡的士兵和沿海地区遭受迫害的“犯罪小民”，也往往投入海上斗争的队伍。一一六三年三月，官员们向朝廷报告说，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多有“海贼”。建议由当地“土豪大姓”，秘密侦察。各州县往来巡逻，互相追捕。十一月，又有官员报告说，两广和泉州、福州“多有侮贼啸聚”。他们和沿岸居民密切联系，上岸后，多在居民家“停藏”。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潨落（潨音丛cóng）、广州大溪山、高州、碙洲（碙音冈gāng）都是“停藏”的地点。官兵还没有到来，村民就事先向他们报告。官员们哀叹：“出没不常，无从擒捕。”南宋官兵依靠地主土豪作眼线，海上斗争的队伍却有广大村民作后援，抗击官军。一一八五年，知平江府丘密对村民横加迫害。居民王郎（音亚yà）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妻子家属全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郎等被迫起义，遭到镇压。同年，福建路安抚使赵汝愚派兵深入大洋，与梅上饥民作战。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一一八八年，陈青军等海上斗争队伍在广州沿海往来活动，遭到知广州朱安国官军的镇压。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但直到一二○四年，南宋朝廷还指令官员们“务要‘盗贼’息绝，海道肃清”，否则“将宪帅统兵官具名弹奏，取旨责罚”。这些残存的文献说明，海上饥民的斗争和陆上的农民起义相配合，始终是威胁着南宋王朝的一支战斗力量。
李金起义
　　一一六五年春季，湖南路发生严重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郴州宜章县弓手（“射士”）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官府向当地居民摊派购买官府积存的乳香，限期急速，逼迫交钱，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李金起义后，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万人的大军。农民军组织部伍，装备武器，一举攻占县城，进而攻下了郴州，又攻破桂阳军。农民军乘胜分兵南下，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州之境，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黑暗统治下的农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同年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响应，湖南一路，更加震动。南宋官府赶忙从荆襄前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