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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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图”，送给理宗，说是十年之内“当手携西蜀之地（指蒙古军侵占诸州），以还朝廷”。
　　余玠在四川，开屯日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蛰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一二四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一二四七年任枢密使，一二四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一二五○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二五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一二五三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理宗、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南宋大敌当前，理宗、谢方叔集团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造寺观园林。理宗在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前后三年建成，靡费无数，赐给理宗的阎妃作功德院。权左司郎中高斯得请求立罢新寺土木。谢方叔将高斯得罢职。一二五五年，理宗又命亲信宦官董宋臣修筑佑圣观，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占民田，招权纳贿，人们称他作“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之患有三：曰宦者，日外戚，日小人。”又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惟独贵戚和大宦官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数十人共天下么！”洪天锡弹劾董宋臣，不成，被免去监察御史。有人说洪天锡上奏原是谢方叔支持，现又被谢方叔排挤而去。董宋臣指使人上书，请杀谢方叔、洪天锡。谢方叔因而罢相。董宋臣在阎妃支持下，权势日盛。
　　一二五五年，参知政事董槐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在年轻时，曾学习孙武、曹操的兵书，任相后对理宗说：首先应当勉励诸将，加强边防；建策提拔人才，不拘守升迁的旧法。又说：“有害政者三，一是宗室亲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管理士卒，士卒骄横。”董槐还强调指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请求除去三害。阎妃、董宋臣一党对董槐大为怨恨，专意搜罗董槐的短处。一二五六年，恃御史丁大全弹劾董槐，不等朝廷罢相令下，便带领兵士劫持董槐出朝。董槐罢相后，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同签书枢密院事，操纵军权。一二五八年，丁大全又在阎妃、董宋臣等支持下，任右相兼枢密使。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南宋王朝更加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了。
（二）蒙哥入侵四川和合州的抗战
　　一二五一年，蒙古蒙哥汗（宪宗）即位。一二五八年初，蒙哥又发动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自率领主力军入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上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准备侵入四川后，东向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首都临安。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灭宋的进兵计划。
　　蒙哥一路的先锋军，由纽璘等率领向成都进兵。在遂宁大败宋刘整军，继而又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领兵救成都，被蒙古军打败，成都降蒙。彭州、汉州、怀安、绵州等地宋兵相继投降。
　　蒙哥亲自领兵四万，号称十万，一二五八年四月间，分道向四川入侵，先后攻占利州、苦竹隘、大获山、运山、青居山、大良平等地。纽璘自成都攻占叙州，蒙哥出兵。不到一年之间，长驱而下，宋军节节败降。四川日益危急。　钓鱼城形势图
　　一二五八年底，蒙哥军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台州。知合州王坚，原来是孟珙的邻将，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一二五四年，又打退蒙古军对合州的侵扰。王坚在合州，调集属县十七万人，增筑钓鱼城，设防坚守。秦、巩、利、阆等州陷于蒙古后，各地人民陆续来这里集结，钓鱼城成为十数万人聚居的重镇。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正月，蒙哥派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阅武场（练兵场），斩首示众，军声大振。
　　蒙哥率领蒙古大军向钓鱼城进攻。蒙宋两军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蒙哥军在二、三月间连续攻打钓鱼城周围的各城堡，都被宋军打退。四月间，蒙军一度攻打外城，王坚率领宋军抗御，又在夜间派出兵士袭击蒙古军营。进入夏季后，蜀地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困在城下数月，士气消沉，无法前进。
　　成都陷后，南宋王朝将蒲择之调离重庆，另派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领兵入援合州。六月间，吕文德和部将向士璧等率领水军乘顺风攻下涪州浮桥，经过激战，到达重庆。吕文德率战舰沿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中途被蒙古军史天泽（金降将）部截击，败退。
　　合州援兵不到，蒙古又派汪德臣用云梯攻钓鱼城，汪德臣在城下喊话，劝王坚出降。王坚部自城中发炮石猛击。值天大雨，云梯折断，汪德臣负重伤而死。王坚率部出城追击。七月，蒙哥亲率大军到城下进攻。王坚军发炮石，猛烈反击。蒙古军败退，蒙哥也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哥军围钓鱼城五个月不能攻下，蒙哥汗战死，大军只好撤退。
　　钓鱼城军民胜利击退蒙古军的侵袭，蒙哥汗败死，形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忽必烈一路在向鄂州进军。宗王末哥自合州派人告以蒙哥的死讯，请忽必烈北返。忽必烈说，我奉命而来，岂可无功而回。九月间，忽必烈围攻鄂州，企图在鄂州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蒙古南侵时，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十月间，被弹劾罢相。理宗用吴潜为左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贾涉子，贾妃弟）为右相兼枢密使，命贾似道出兵汉阳，以声援鄂州。鄂州围急。董宋臣请理宗迁都明州逃跑。军器大监何子举等向左相吴潜建言反对迁都，吴潜调集诸路兵援鄂抗蒙。十二月，贾似道私自遣使到蒙古军营求和。这时，蒙古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忽必烈得讯，急速撤兵，允许贾似道的请求：以长江为界，宋每年奉献蒙古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蒙古兀良哈台军进到潭州。宋将向士璧力守潭州，击退蒙古军。兀良哈台撤军北上，与忽必烈会合州抗蒙的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垂死的南宋王朝又得以度过了危机。
（三）统治集团的衰朽
　　蒙古军退，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谎报他抗蒙得胜，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沼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殄音舔tiān），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由此进一步掌握了大权。
　　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妃，也于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度宗两朝独专朝政十五年。南来在贾似道等统治下，继续腐败，直到灭亡。
　　排斥异己——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骗取权位，对抗蒙有功的将士，陆续给予打击。保卫钓鱼城奋勇抗战的王坚，在蒙古军退后被调入朝，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权。贾似道又把王坚调出，知和州，实际置之闲地。不久之后，王坚抑郁而死。曹世雄截断涪州浮桥，阻击敌军，功居第一，贾似道忌其功，将曹世雄贬窜杀死。贾似道又实行所谓“打算法”，凡在抗战中支取官物作军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应飞，因此遭弹劾罢官，被逼死，家属又被拘偿付军需。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罢官征偿。贾似道控制御史台，凡是同贾似道不和的官员都被御史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腐败的统治——理宗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一二五六年，御史朱熠（音易yì）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说：“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他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买公田——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　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一二六三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来纳此议，命御史台官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西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宫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发“关子”——南来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因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