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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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得到阿合马被杀的报告，显然在怀疑：这个突然事变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严重的阴谋。他召见董文忠荐用的儒臣玉思廉，避去左右，问他说：“张易反，你知道吗？”王思廉回答说：“不清楚。”忽必烈说：“造反就是造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王思廉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居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的事，臣实在不清楚。”忽必烈说，“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岂是因为我也象汉高帝、赵太祖那样，骤然得帝位么！”王思廉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忽必烈又问：“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么？”回答说：“文谦不知。”问：“你怎能证明？”回答说：“二人不和，臣所以知道他不知。”忽必烈在与王思廉的密谈中，不但认定张易参予杀阿合马事，并且进而怀疑到张文谦等汉臣。他谈到骤得帝位事，表明他甚至在疑虑是否汉人要推翻他的统治。
忽必烈对汉臣的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张易早年与张文谦同学，也与许衡等过从甚密。许衡被阿合马排斥归乡。张易作诗送行。一二八○年，张易荐用高和尚随和礼霍孙等同去北边。张易被处死后，汉臣多为他辩护。甚至张九思也向太子真金说：张易只是受骗，“应变不审”，而不能“坐以与谋”。但是，事变发生前，张易与高的对话表明，他前此确已与闻其事。王著死后，王恽为作《义侠行》记叙其事，序中说王著“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诗中称颂说“至今冠古无与俦，堂堂义烈王青州。午年辰月丁丑夜，汉无策秘通神谋。”“袖中金键斩禹剑，谈笑馘取奸臣头。”现存元人诗作还存有一些咏荆柯的诗篇，隐喻对王著的称颂。王著杀阿合马事显然博得了汉人臣僚和文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叙此事，直接称为大都城里的汉人造反，并说王著杀阿合马之前，曾通知汉官要人，得到赞同。
忽必烈对王著案并未继续深究，他很快便觉察到反阿合马的蒙、汉官员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当处理此案的孛罗向他报告了人们揭露的阿合马的奸恶时，忽必烈转而对臣下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且随即追查阿合马党的罪恶，予以处治。汉人官员纷纷揭露阿合马党羽的罪行。四月，因阿合马长子、江淮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忽辛“罪重于父”，进行究勘。罢去阿合马家奴忽都答儿所掌兵权。忽必烈下诏，原来因向阿合马献纳妻女姊妹而得官者一律罢黜。阿合马占据的民田，给还原主。五月，沙汰省部官，罢黜阿合马党人七百四十人。又追治阿合马罪，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籍没阿合马妻子亲属所营资产，放免奴婢为民。逮捕耿仁，命中书省审讯。六月，诏令阿合马滥设的官府二百四所，只保存三十三所，其余罢废。七月，又剖郝祯棺戮尸。九月，忽必烈敕中书省穷治阿合马党，设置“黑簿”，籍阿合马党人名姓。斩阿合马第三子阿散，第四子忻都，又杀阿合马党耿仁、撒都鲁丁。
十一月，阿合马长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也在扬州被处死。
阿合马被杀后，对阿合马党的查究，一直延续到一二八二年底。这一斗争事实上是以色目官商集团的失败和拥太子派的蒙、汉儒臣的胜利而结束。忽必烈任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左丞相，甘肃行省左丞麦朮丁为中书右丞（至元十四年，麦朮丁以参知政事出任，当是受阿合马排挤），张雄飞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太子真金对和礼霍孙说：“阿合马死于盗手。你任中书，有便国利民的事，不要怕更张。如果有人阻挠，我当尽力支持你。”
三、卢世荣理财的失败
一二八三年，和礼霍孙为相，上言：阿合马专政时。衙门太冗，虚费俸禄，请依刘秉忠、许衡所定官制并省。忽必烈又敕令：省、台理决不平之事，准到登闻鼓院击鼓奏闻。大抵和礼霍孙执政，只是从政治制度上清除阿合马时的积弊，并未提出改革财政的有效措施。阿合马因谋划取利而被杀，也更加重了朝臣的顾忌。《元史·卢世荣传》说：“阿合马死，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一二八四年三月，安童自藩王海都处被释还朝。十一月，忽必烈罢去和礼霍孙、麦朮丁、张雄飞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大名人卢世荣在阿合马执政时，曾任江西榷茶运使。阿合马败后，被罢免。总制院使桑哥（畏兀儿人）向忽必烈荐卢世荣能理财裕国，因而被耀用，安童、卢世荣建言：“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卢世荣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
卢世荣受任，即日奉旨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安童、卢世荣奏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江湖渔利，听民采用；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官为支给。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正月，卢世荣又上奏说：“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作为汉人官员的卢世荣，以“不取于民”，“裁抑权势”作为他理财裕国的方针，显然与阿合马色目集团的理财方法并不相同。他向忽必烈建策：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收其七，商有其三。权势所占有的产铁之所全部禁没，由官府立炉鼓铸，获利买栗存于常乎仓。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各部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又建策在上都、隆兴等路，由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取其八，牧民取其二，二月间，卢世荣请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 谷诸事。中书省立规措所，任命善于经商者作为官吏，以规划钱谷。他又建言忽必烈下诏颁示九事：一、免民间包银三年；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三、免大部地税；四、江淮民失业贫困卖妻子者，由所在官府收赎，使为良民；五、逃移复业者，免除差税；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
卢世荣以“裁抑权势”为方针，不能不与“权势”官员发生冲突，也不能不侵犯蒙、汉地主、商人（包括色目商人）的经济利益。他自己显然已意识到必然要遭到强烈的反对。他在就任后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上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崔或因此被罢职。卢世荣向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日后必定有人要来攻击，臣实在恐惧。请允许我先说在前头。”忽必烈回答说：“你所做的事，朕自欢喜，只有那些好伪人才不喜欢。”四月间，卢世荣又奏告说：“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同数万顷田，以前无人耕作，长满了杂草。现在臣要来播种，就要借丞相之力来守护：还要陛下为臣添力，如天下雨。惟陛下怜臣。”忽必烈说：“这些，朕已知道了。”但是，不久之后，监察御史陈天祥即上章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调耗，天下空虚。”说他“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忽必烈在上都得奏，命安童集老臣、儒士和诸司官吏听取弹文，召卢世荣与陈天祥同去上都辩对。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郭祐等查出卢世荣的罪状有：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等。丞相安童也转而指责卢世荣说：“世荣原来奏称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目即有成效。现在已经四个月，与原来说的不符，钱谷出多于入。引用人，紊乱选法。”忽必烈捕卢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
卢世荣任相理财，不过百余日，即遭到失败，显然是由于拥戴太子真金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卢世荣进言理财时，太子真金即深以为非，说：“财非天降，哪能每年都有赢余？岂只害民，实是国之大蠢！”卢世荣败后，真金荐用的御史中丞郭祐入居中书，任参知政事。麦朮丁仍在中书任职。
忽必烈皇后察必（真金母）在一二八一年病死。一二八三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后奏事。卢世荣败后，拥真金的汉人儒臣又一次获得胜利。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封事说，皇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于。真金得知，极为惶恐。御史台隐匿奏章不敢奏报。反真金的阿合马党人塔即古、阿散受命理算积年钱谷，乘机查封御史台吏案牍，借以揭发其事，奏报忽必烈。忽必烈即派人取阅奏章。御史台都事尚文急忙向御史大夫月律鲁报告说：“这是要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塔即古是阿合马的余党，赃罪不小，不如先来揭发他。”月律鲁与丞相安童商议，将原委面奏皇帝。忽必烈大怒，说：“你们就没有罪么！”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暂缓拘刷。接着以赃罪惩治了塔即古和一些阿合马党羽。十一月，斩卢世荣。十二月，太子真金也忧惧病死，年四十三岁。
四、桑哥理财的失败
忽必烈任用卢世荣理财，再次遭到蒙、汉官员的反对而失败。朝中拥真金的一派文臣也因真金之死，而削弱了力量。但朝廷上国汉之争并未因而终止，朝廷财政也仍然是入不敷出，亟待经理。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闰二月，忽必烈采纳麦朮丁议，再立尚书省理财，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蒙、汉、色目官员之间的斗争，随之再次激化。
畏兀人桑哥，原为国师胆巴之弟子。至元年间，曾为总制院使。因而得以接近忽必烈，得到信用。十月间桑哥升任为尚书省右丞相，铁木儿及阿鲁浑撒里为平章政事，汉人叶李为右丞。
桑哥受命理财，重又采用阿合马等的一些措施：
更定钞法——钞法虚溃，仍是元朝财政中的严重问题。一二八七年三月间，桑哥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理算——桑哥奉旨首先检核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伏罪，参政杨居宽、郭祐等因此被杀。桑哥又设征理司，钩考仓库。委派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参议尚书省事阿散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等六省财赋，每省各二人，特给印章，并派兵士卫从，以备使令。理算的范围，甚至包括到元朝建国以来历年漏征的赋税，搜括极广。仅杭州一地因理算而被迫自杀及死于狱中者，即有几百人。
增课程——一二八九年，桑哥向忽必烈奏报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常不够支出，往年计算，不足百万锭。自从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偿，未尝征敛百姓。但今后恐难再用此法。因为仓库可征者已少，敢于再偷盗者也不会很多。”他因此建策增加课程税收。盐引自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自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增至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
桑哥为元廷多方搜括，一度补救了入不敷出的局 面。桑哥的权势，也随之日益显赫。忽必烈甚至支持佞谀者为桑哥立碑颂德。尚书省拴调内外官员原应由中书省宣敕，忽必烈命付尚书省。桑哥既得专用人大权，一些官员便走他的门路，纳贿求官，出高价者即可得逞。桑哥财权在握，经营私产，掠取财货，家藏的珠宝甚至超过宫廷。
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的理财诸法，当然不能不遭到拥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反对。一二八七年初置尚书省时，丞相安童即上奏说：“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刑部尚书不忽木（康里部人），自幼年在太子真金的东宫，师事王恂，又从许衡学习儒学，是拥汉法的真金一系。桑哥处死杨居宽、郭祐，不忽木出面力争，未能救免。桑哥排斥不忽木出朝，以病免官。御史中丞董文用每与桑哥辩论，密奏弹劾桑哥。桑哥也在忽必烈前谮诋文用，请痛治其罪。忽必烈说：“他是御史，职任所在，何罪之有？”一二八八年，董文用迁授大司农。一二八九年，集贤学士、江南行台御史程矩夫入朝，劾奏“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饯谷，以剥削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桑哥大怒，奏请处死。忽必烈不准。中书右丞崔或与平章麦朮丁也上奏揭发桑哥纳贿卖官，故旧亲党，皆授要职，“难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反桑哥的斗争日益激化。一二九一年初，翰林侍讲赵与因有虎入京城，上疏劾权臣专政，指斥桑哥苛猛如虎。忽必烈去柳林射猎，怯薛歹彻里乘间劾奏桑哥奸贪误国，说：“臣与桑哥无仇，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身，是为国家打算。倘若畏圣怒而不说，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一二九○年拜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本对答说：“桑哥塞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以他罪而杀害。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命御史大夫月律鲁等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下狱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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