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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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阶级意识愈低，愈没有组合起来。　
　　这6个因素，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阶层化体系的类别和形态，虽然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有普同性的，但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每个社会的阶层系统的形态有所不同。　
　　戴维斯和摩尔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主基调是协调和谐一致，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理论发表后，在社会分层领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白热化论战。　
　　3。图明的社会阶层冲突论　
　　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了部分现实，在战后西方社会学界一度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理论的主导或统治范式。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60年代其主宰地位开始衰落。衰落的原因是，尽管它这艘以均衡、和谐为标志的理论之船把人们带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但港湾外的真实的世界却是惊涛骇浪，它对现实中许多问题不能回答或回答乏力的缺陷受到了挑战。挑战之一，先赋性或继承性的优势可能会影响到不同资源配置的逻辑。如一个无能之辈可能运用其占据地位的资源来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位，而一个能力强得多的平民子女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挑战之二，能力较强未必都能得到高报酬等实质性的刺激。如中小学教师、日托护理员、警察以及社会工作者等职业应当由能力较强的人来担当，可实际上他们的工资却很低。而有些人的职位价值很有限，如摇滚歌手和体育运动员，他们的收入却很高。挑战之三，教育不均等导致地位获得未必是均等的。如生活极度贫困的人，他们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培训，其才能得不到发展，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可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到高层，但这样的机遇相对于富有的上层人士来说，要小得多。总的说来，社会分层不能保证使最有才干的人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或培养他们去扮演这些角色。　
　　在诸多的理论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Ｍ。图明的批评。他在1953年发表的《阶层化的一些原则：一个批判分析》一文里，高举冲突理论的大旗，从5个方面批评了社会阶层功能论。　
　　第一，图明认为功能论所谓的社会位置的功能之不同重要性的概念，乃是定义不明，而且含有极强烈的价值判断，容易引起许多情绪上的反应。举例而言，我们如何能分辨是医生重要还是农夫重要。此根本就是价值判断。而且，现有的每一个职位必然有其功能的存在，因此功能的重要性根本就是无甚意义的永恒定理。再说，某一职位的不可取代性，往往并不是其功能性质无法为另外的社会位置所取代，而常常是由于双方议价的结果。　
　　第二，图明并不同意戴维斯和摩尔所说有才能的人是稀有的。他认为有才能的人的人数虽然有些限制，但事实上，这种限制的主因是来自于许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稀少。例如：在男女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中，并非妇女中没有人才，而是在那时的社会体制下，妇女的才能根本被排斥，更不必说被发觉和任用。图明同时也举出了几个限制人才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教育机会的不同，无形中便埋没了许多人才；有些职位是继承的，不是公开竞争的，因此人才受到限制；　占有好位置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会设下许多限制，使人才无法进入。这些因素，使那些比较下层的人及其他们的下一代得不到好位置。　　　
　　研究理论（5）　　　
　　第三，图明认为，虽然有才能的人在受训期间是付出了某些牺牲，但是从中得到了许多精神上和其他的报酬。例如医科学生，在受训期间，虽然所付出的牺牲不少，但是相对地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占了很多的便宜，例如交女朋友容易，身价也较高，得到社会的尊重等等。因此训练本身并不意味着就是牺牲，往往它也是具有很多的补偿的。再者，训练期间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社会与家庭所付出的，而不是个人所付出的，在此情况下，个人并没有理由说自己付出了代价和牺牲。若把训练期间所花的代价当作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而预期日后能得到更高的回报，在投资报酬率很高的情况下，这些牺牲就微乎其微了。　
　　第四，图明怀疑物质报酬是否为吸引人才的最有效的诱因。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应该会有不同的报酬形态。例如，在共产社会中，吸引人的报酬中，最重要的乃是权力，而非物质报酬。对某些人而言，工作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内在价值。所以，物质报酬的高低并不一定是决定他是否接受训练的主要原因。　
　　第五，戴维斯和摩尔认为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不同和社会阶层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图明强调，即使功能重要性有所不同和社会阶层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阶层化现象也有许多负功能，如社会阶层限制了人才的发掘，　限制了人类的生产，使社会位置低的人自暴自弃地认为自己对社会没有用，容易对社会产生冷淡感，造成不同阶层间的敌意、怀疑，而对这些负功能，戴维斯和摩尔却完全没有提到。　
　　图明的批评有些是言之有理的，如他认为物质报酬在不同社会里，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等等。但是，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各有千秋，一方强调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相得益彰。　
　　4。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奥林·怀特（Wright）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阶级结构进行审视，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等问题，就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概念发展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操作化形式　
　　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有许多争议性的问题，必须发展以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状况。　
　　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怀特认为，剥削是理解由阶级关系产生的利益性质的关键概念。人们为了获得收入而跻身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不同的机制，这些社会关系使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占有称之为剥削。在剥削关系中，剥削者由于依赖被剥削者的劳动和努力，也需要被剥削者。所以，剥削不仅仅定义的是社会行动者的一系列地位，而且还包括由一系列社会关系，以及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相互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互动模式。他通过对劳动成果侵占的论述，把物质利益上的对立与阶级关系联系了起来，他说，职业对社会分层很重要，　可以将职业列入社会分层中加以探讨；但是，阶级仍然是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阶级不能被简化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这样，阶级理论成了一种关系的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对生产领域中的权威和技术占有的阐述，有效地廓清了雇员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把马克思讲过的生产性劳动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凡从事生产性劳动者列入工人阶级，而从事非生产性劳动者则列入中产阶级。　
　　第一，怀特紧紧抓住与马克思提出的“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3个方面来界定、认识中产阶级。标准之一是他们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的统治角色。资本家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而且在生产中支配工人；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是在行使代表资产阶级的权力，进行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既可以被看作是工人阶级，又可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他们像资本家那样统治工人，像工人那样在生产中被资本家控制、剥削。在权威等级中的位置越高，这个阶级位置的资本利益就越多，例如，高级经理就非常接近于资产阶级，而下层经理的阶级特性更与工人阶级接近。区分中产阶级位置的标准之二是他们的收入与侵占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组织中管理阶层的戏剧性位置，使他们能够以相对高收入的形式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区分标准之三是他们所持有的技能和专门技术。像经理阶层，持有高水平技能和专门技术，在剥削关系中潜在地具有占有剩余价值的有利位置，实现这种有利位置的机制主要是技能和专门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上常常是稀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而且还因为符合用人组织要求的专业技术的增长存在着系统性障碍，这种障碍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文凭，而有才干的人在提供特殊形式的劳动力的时候，很少能同时具有符合这种持续性限制的基本条件。　　　
　　研究理论（6）　　　
　　第二，　新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中产阶级具有如下特点：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功能等认识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5大阶级理论流派。　
　　5。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主义传统对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市场中的能力。二战后，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弗兰克·帕金和戈德索普是坚持韦伯主义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吉登斯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多面手，他在《社会的构成》、《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等论著中区分了阶级分化社会（如封建社会）和阶级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此表明不能一概用阶级分析作为基础，来辨别社会组织过程的根本结构原则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37页。　
　　。他对权力作了独特的解释：权力在功能主义那里是系统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财产所有权的结果与原因，而他认为权力是在支配结构之中生成的行动的普遍性质，即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方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他还对人们的市场能力作了分析，认为市场能力包括3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二是教育和技能资历的拥有状况；三是体力劳动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阶级划分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框架。　
　　帕金则从职业位置的角度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他认为，职业是阶级结构的支柱，虽然其他经济与符号资源的分配与职业秩序同时存在，但是与职业秩序相比处于从属地位。根据这一解释，他提出了一个根据职业标准划分的包括6个职业阶层的阶层结构模式。在对待阶层划分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他着重解释的是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报酬不平等问题。那些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专业技能是职业报酬的最重要的单一决定因素，因此是阶级不平等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某种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或知识越多，市场上提供这种技术或知识的人就越少，在专业技术序列中处于较高职位者总是倾向于维持或加强这种专业技术的稀有性，从而通过种种制度方式来维护他们获取较高报酬的权力　
　　郑杭生等：《转型加速期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划分》，《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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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牛津大学的戈德索普教授以不同的劳动方式为标准，提出了阶层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分界线，即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分野：“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为了进行社会流动的经验研究，他运用韦伯关于阶级理论的一些原则，设计了一个以职业为标准的分类框架，力图体现一种职业阶级与社会阶级、等级阶级与关系阶级的结合。他构建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分为3大部分，即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低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阶级。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就不绝如缕，其演进可分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7年）：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经过毛泽东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研究的特点是我国的社会分层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征。　
　　第二阶段（1957～1978年）：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　
　　李强等：《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学海》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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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的特点是，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市场机制的引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大分化，　以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正在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分层机制。急剧的社会分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阶级阶层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纵观第四个阶段20余年的历程，　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社会分层研究空前繁荣时期，是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各种理论探索不断深化，理论研究的方式与特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期。其特点是：　　　
　　研究理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