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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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而这一地区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象两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60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回答说，“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建议。”
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他说，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他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他们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活：“各个国家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说，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深为关注。然而，毛主席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军从亚洲和台湾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从它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各国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6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中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依靠的遏制力量，同时与中小国家合作，寻求结束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独霸、操纵。但是，依靠自己的力运，中国的奋战从来没有进行得像现在这样好，它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七、同主席共进早餐
（二四） 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毛泽东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我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然而，我后来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我们在1970年12月10日谈话，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唐闻生笔记的。（唐先生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编直至1949年，自那以后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还有一位中国女秘书也在座。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年轻妇女都没有佩带毛像章，而我会见官员却没有看到佩带像章，也仅只有这一次。
会见后我马上进行回忆，把我们这次对话记录下来，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的笔记抄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于红墙内的旧紫禁城的西南角，离毛主席检阅十月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的天安门没有多远。在这黄色琉璃瓦顶的高墙内，亦曾为旧三朝官员的官邱。今天，政治局委员们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紧靠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近旁，通过有两个武警守卫着的西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绕了一个弯，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入门处有两个末佩带武器的军人迎上来，他们的服装上没有表示军衔的标识。“他们是将军”，唐闻生低声说，她怎么知道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毛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没有预先的通知，传唤我时我已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他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这可不是“自留地”，是属于国家的，也许他需要产品，因为听说他最近把他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去了20％。
我们讨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祟拜”
——而且有其缘由，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来中国的官员，是属于极左集团的，这些人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他都管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时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这个崇拜也搞得过份了，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干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四个伟人”——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传大的舵手”
——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向、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他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说：“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每个州长、每个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你的书和文章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些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掉了脑袋只因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
“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已能改变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来，有了大变化。”
没有，他说。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要时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吧？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至此，端来的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未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平等，现在不可能。但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是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入口。工业生产已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乐于见到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打算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像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乐于同他晤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他说我不是垄断资木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炮制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非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国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理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大·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在今年进行的。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造访过尼克松总统一次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也再次转达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中国首都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而他以前对这件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当我们谈话时，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地位。
我提出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追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