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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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赂誓咔辛斯惴旱牟煞没疃⒃焦胺降牟慷樱詈笥�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目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j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
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胡南巡抚岑春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