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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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　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二、医疗和人口控制　　　　
　　　（五）　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