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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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1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军火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半壁见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一句。——斯诺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原文误为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者），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②，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③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员，其实他并不是。——斯诺注
②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
③原文误为1912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