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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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直到1931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1929到1930年①（①原文误为1931年。），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被解除政治局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打了5个仗①（①原文误为在14天内打了6个仗。），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30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3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①召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1万多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①原文误为1931年12月11日。②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2万多人。）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①原文误为4月。②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100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①（①原文误为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8、长征①第五次“围剿”
在这里，我甚至不能概括一下中国南方苏维埃的引人入胜然而迄今只有片断记载的6年历史——这是注定要成为长征史诗的序曲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曾经简短地谈过苏维埃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他谈过共产党人怎样从几百名衣衫褴褛、受饥挨饿然而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中建立起一支几万人的工农军队，到了1930年，他们已经成为那么重要的夺取政权的力量，以致于南京不得不对他们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最初的一次“围剿”和随后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都失败了。在这几次战役中，红军每次都消灭了国民党许多个旅和整师整师的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吸收了新战士，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同时，在红色非正规军的攻不破的战线这一边，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在南方苏维埃的整个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个“外面的”外国观察家进入过这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时代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南方苏区的一切情况，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点现在已经可以从友敌双方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些要点清楚地表明红军受到拥护的基础。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捐税减轻了。集体事业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到1933年，单单在江西就有了上千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娼妓、奴役儿童和强迫婚姻都被消灭了，不打仗的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化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
这些成就至少现在已被大量客观的证据所证实。但是关于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方面，虽有许多文献资料可证，讨论它们时仍不免引起争论，而这不是本书的范围所及。假如共产党能保持和巩固南方的根据地，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在这里我们会陷入纯粹的预言，我们所下的结论自然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对南方苏区的任何推测现已成为学究式的行为。因为在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第五次，也就是它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以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事情的终结，是红军的丧礼进行曲。他们这种看法是如何的大错特错，差不多要两年以后才显示出来，一个历史上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卷土重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己的生命竟然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而蒋却一度曾经真的相信他自己吹的牛皮，以为他已经“消灭共产主义之威胁”。
在反共战争进入第7年之前，消灭共产党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共产党人当时在江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福建、湖南的广大区域享有实际的行政控制权。此外还有一些同江西不直接毗连的其他苏区，它们位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90万左右的兵力来攻打红军，其中大概有40万人——约360个团，积极参加了江西福建地区的作战以及针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但江西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江西，正规红军能够动员18万人的总兵力，包括所有的后备师，此外，大概还有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他们总共只能集合起不到10万枝枪，他们没有重炮，而手榴弹、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供应又非常有限，都是瑞金的红军兵工厂制造的。
蒋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来充分发挥他的最大长处——优越的资源、技术装备，从外界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的便利（而红
